对“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通说的质疑

纪揆


危险犯作为近代刑法的一个新课题，自从其理论提出至今，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但在我国，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以来，便与犯罪既遂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关于危险犯的其他问题争论的如何激烈，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这一理论均为各方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不禁会问危险犯难道就是既遂犯，不存在别的犯罪形态了吗？
一、 通说观点及其依据
目前，我们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理所当然的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通说所持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以既遂为标本的 。因此，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就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就危险犯而言，只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状态就已经满足了刑法分则规定此类犯罪所需的全部构成要件，就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而危险犯属于既遂犯。第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之所以是以既遂为标本的，是因为：刑法总则中已明文规定对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分则条文还有必要为其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吗？既然刑法分则均有独立的法定刑，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从反面证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当然包括各种危险犯、行为犯等）的确不是未遂犯，而是既遂犯。 第三，刑法中大多数危险犯是由实害犯的未遂犯转化而来，而立法者之所以将这些本属于未遂形态的犯罪提升为犯罪既遂，并在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作为一类犯罪，原因就在于这些犯罪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将其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到犯罪的实行阶段，才能给予其严厉的打击。
二、 对通说的质疑
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依通说观点，即假设危险犯都属于犯罪的既遂状态，那么就是否定了危险犯存在中止和未遂形态。可是，笔者就此产生了质疑。先以一个案例开始 ：
某案中刘某为打一把刀片，将一根长44厘米，粗2. 5厘米的铁棒用钢丝绳捆绑在京广线铁轨一侧，想用火车把棒压扁。他已经将铁棒捆绑一半时，突然被巡逻人员发现而抓获。根据有关部门科学鉴定，刘某如将铁棒捆牢后确实存在使火车倾覆、毁坏危险 。
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若刘某将铁棒捆绑完毕，毫无疑问，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依刑法分则116条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刘某已经开始着手犯罪，但由于被巡逻人员抓获而未完成，依据刑法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认定，刘某不具备全部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属于未遂形态。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此类犯罪属于危险犯，理论上应属于既遂犯，另一方面，又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不全而处于未遂的形态之中。对于这样的犯罪不定为危险犯的未遂形态对刘某公平吗？同样道理，既然存在危险犯的未遂形态，那么若犯罪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活动，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就一定存在危险犯的中止犯了。
仅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通说观点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对通说理由的评析如下：
第一，如果说在一些外国的刑法中，其刑法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确是以既遂犯为模式构建的话，在我国刑法中，“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既遂为标本的”这个结论却不成立。因为在一些外国刑法中，是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为例外的。我国则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新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等的处罚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各种犯罪，这其中也包括危险犯，并且处罚未遂犯也不以刑法规定条文为限；其二，就分则而言，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刑幅较大，可以适用各种形态的犯罪。可见，此观点之所以错误，显然是因为只是简单的移植了某些外国的刑法理论的结论，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
第二，尽管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的条文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但也不能由此就认定危险犯就属于既遂犯。因为，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并未强调说对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其实，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完全可以规定比按既遂犯从宽处理时所处罚的更重的独立法定刑。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优点在于：它杜绝了对此类未遂犯作更大减轻处罚的可能。
第三，众所周知，危险犯与实害犯相对，两者是从处罚根据的不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其中，“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把发生危害的危险状态作为处罚依据的犯罪叫危险犯”。 显然，不能因为两种犯罪处罚的根据不同就认定两者构成既遂的标准不同。否则，“处罚依据”岂不成了“区分既未遂标准”的代名词？既然“危险犯”一词仅仅意味着它与“实害犯”的处罚根据不同而已，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既遂形态。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危险犯就是既遂犯。
三、笔者观点
笔者以为在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和中止形态的问题上，最为敏感也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对通说中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了，那么，对这个所谓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关系到危险犯是否均是既遂犯的核心。笔者认为“法定危险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1．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且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结果。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可以依据具体的事实，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通过判断推理将事实描述出来。也即是一旦这样的危害行为出现，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但这样行为的出现，势必存在发生实际损害的趋势。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生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某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法律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才把引起这种实际损害结果最终发生之前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因而才有了危险犯这一类犯罪。由此可以看出，危险状态是对于实害结果而言的，没有实害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性的损害，便无危险状态可言。因此，有危险状态便存在与之相实害结果，这也是危险犯之所以能够在刑法中得以确立的依据。
2．危险状态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足以发生一定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变化，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可能性，立法者才将这种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侵害的未遂状态作为一种独立的结果形态设置与危险犯的既遂要件中，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指示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危险犯既遂所必需的程度。而对于危险犯这类犯罪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侵害的认定，显然单纯从危害行为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只有联系一定的结果才能找到社会关系受侵害的依据。因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危险结果是危险犯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给一定的客体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如果客体没有受到一定的损害，便不能说行为具有危害结果 。言下之意，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因而危险状态只是一种对社会关系造成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非现实侵害性。
通过上面对危险状态特点的论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即危险状态一定对应有危害结果，但危险状态又并非危害结果，而只是向危险结果发展的一种趋势。并且危险犯中的危害结果，不同于实害犯中的危害结果，实际的危害结果一经造成，就不可能再弥补，这如同死不能复生一样，而法定的危险状态形成后，却是可以有效解除的 。通说把这样一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趋势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似乎对犯罪行为人有失公平，也岂不是阻碍了犯罪人弃恶从善之途。因此依笔者所见，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已经不适应刑法的发展，应该对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重新划分标准。笔者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界限，从犯罪着手至危险状态的出现之间的阶段存在犯罪未遂，从犯罪预备至危险状态的出现的阶段存在犯罪中止，而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若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超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无论危害结果出现与否，均构成危险犯既遂。
对于危险犯的未遂犯的理解，由于未遂犯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按照通说，其判断标准是“犯罪构成完备说”，即未遂犯虽然已着手实行犯罪，但犯罪构成尚未齐备，对危险犯而言，犯罪构成齐备的标志是出现法定危险状态。而危险犯中的危险行为着手与犯罪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之间总是会或长或短地有段距离。因此，当危险行为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会形成危险犯犯罪未遂。如有学者说：“危险犯的既遂虽不同于实害犯，但与行为犯也不无区别，并不以法定行为着手实行或实行终了为既遂标准，……因此，笔者同意危险犯存在未遂的说法。”
对于危险犯的中止犯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危险犯中止犯的实质，即在危险犯行为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犯罪形态。其次明确危险犯中止犯成立应具备的条件，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时间性条件，我国刑法中止犯的时间性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这个犯罪过程，笔者认为应是指“犯罪预备行为开始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 且笔者也同意学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的观点。（二）自动性条件，指犯罪行为人在确信能够将危险行为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决定而停止犯罪的行为或主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性的主观内容是犯罪人自愿抛弃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其客观表现为自动终止危险犯的继续进行，或者积极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三）有效性，指危险犯行为人彻底抛弃了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或者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有效性意味着：犯罪人主观上真正抛弃了某种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中止了危险行为，或者事实上阻止了特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对于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的中止只要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成立危险犯中止犯，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简单，本文在此就不多阐述。对于本文提出的第二种情况，即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的说法，由于笔者不认为应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且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危险结果的出现不可能同步，在其间，就存在有中止的可能。因而笔者主张将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准后移。危险犯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了危害行为之后，使行为出现了向危险结果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达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进而超过法定危险状态，向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出现危险结果方向继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出现危险状态后至危险结果发生之前，犯罪行为人对这个趋势并非是毫无影响力的，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该行为发展的趋势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中，是有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危险结果的，从而满足上面形成中止犯的三个条件的。
笔者认为， 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以下六种情况：
（一）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若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脱离了犯罪行为人的有效控制的范围，毫无疑问，此时犯罪行为人已经无法掌握行为的发展趋势，无法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危险犯既遂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犯罪既遂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离开了铁路并且逃逸，那么我们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标志。
（二）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范围之内，如果犯罪行为人在此时间范围之内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刘某并未离开，而是在铁路旁等候，假设刘某需要10分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则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则以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这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三）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之前的另一时间点之间，犯罪行为人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存在有效控制，则以后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犯罪行为人暂时离开，但过了一会，又回到铁轨旁，并且在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未出现危险结果，刘某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若在离开的时间内出现危险结果，则同情况（一），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
（四）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例如案例中，刘某捆绑完毕后，需10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刘某在火车到来前10分钟之前的任意一时间，开始进行拆卸，即可以形成中止。危险犯犯罪既遂就以火车到来前10分钟作为标志。
（五）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六）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出现了若干个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的时间范围。则以最后一个时间范围的后一个时间点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
笔者认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危险犯的停止形态，有利于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尽可能的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悔改，起到引导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意图即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参考文献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赵秉志：《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本案例来源于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日）山口厚：《危险犯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王勇：《定罪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叶高峰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喻伟主编：《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赵廷光主编：《中国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


贵阳市营业性歌舞厅管理暂行办法

　（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０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营业性歌舞厅的管理，引导社会娱乐活动健康发展，丰富人民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营业性歌舞厅（含售票的周末舞会）、歌厅（包括有演奏、演唱人员及有卡拉ＯＫ设施的洒吧、餐厅、茶座）。


　　第三条　营业性歌舞厅是社会娱乐场所，是文化市场的经营单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第四条　市文化局是本市营业性歌舞厅的主管机关。公安、工商、税务、物价、卫生等行政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配合文化部门加强管理。

第二章　申办条件与办证程序





　　第五条　对营业性歌舞厅实行文化经营许可证制度。凡单位和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举办营业性歌舞厅，必须先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取得文化经营许可证后，按规定办理《营业执照》等有关证照，方可营业。省级以上单位及省级部门管理的“三资”企业在筑申办营业性歌舞厅，须由市文化局审核同意后，报省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审批。


　　第六条　有条件的文化艺术单位和社会文化场所，以及对内开放的宾馆、饭店、招待所、俱乐部、展览馆等，可以申办营业性歌舞厅。
　　对外开放的星级宾馆、饭店可以申办对外宾（含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开放的营业性歌舞厅。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可以申办对外售票的周末舞会。
　　有条件的文化个体户，可以申办歌厅，但不得经营舞会。
　　营业性歌舞厅必须有确切的名称。


　　第七条　申办单位在装修前，应持主管部门或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镇）同意申办的证明、投资审验资料、场地设计示意图以及治安、消防设施的说明、建设项目卫生许可证明，向市文化局提出申请，由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总量控制，统筹安排，合理布局，择优发展”的原则，会商同意，方可施工装修。


　　第八条　歌舞厅的场地、设施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场所固定，面积适宜，符合公共娱乐场所安全标准；
　　（二）进出口畅通，并设置明显灯标；
　　（三）消防设施完好，部位放置得当；
　　（四）场内照明、音量适度，灯光不得过暗、音响不得对场外扩音；
　　（五）舞池平整光洁，座位配置适当；
　　（六）歌厅的演唱表演区限２０平方米以内；
　　（七）设有小件寄存处和治安办公室；
　　（八）电器、线路完好，备有应急照明设备；
　　（九）舞厅设有排气良好的吸烟室；
　　（十）卫生设施符合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


　　第九条　歌舞厅顾客容量在开业前由市公安局检查场地安全时核准定员。舞厅平均每人占有面积不小于１．５平方米，歌厅平均每人占有面积不小于１．２５平方米。禁止超员营业。


　　第十条　经过同意，装修完毕的营业性歌舞厅，须按规定程序申办证照：
　　（一）持场地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与当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合同书，并经区公安分局签章同意，再由市公安局对场地进行安全检查合格后，发给《娱乐场所治安验讫证》；
　　（二）到市文化局办理《文化经营许可证》；
　　（三）向区以上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申办《卫生许可证》；
　　（四）向区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五）向市、区物价行政管理机关申办《经营性收费许可证》；
　　（六）向市、区税务行政管理机关申办《税务登记证》。
　　 证照俱全方可营业，无证或证照不全不准营业。禁止营业性歌舞厅自行转让
证照。


　　第十一条　歌舞厅聘用的演奏、演唱及音响、灯光、舞美等文艺演职人员，应经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并发给准许演出的资格证书。歌舞厅经营者应持与应聘演职人员所订的合同草本，统一到市文化局办理《演出证》，并建立演出登记卡，演职人员方可在歌舞厅从事经营活动。禁止无证演奏、演唱，未经文化行政部门许可，不得串场演出。

第三章　管理规则





　　第十二条　对营业性歌舞厅实行等级管理。由市文化局会同物价部门，按歌舞厅的建筑标准、设施情况、环境条件、管理水平、服务档次等项考评指标，分别评定为特级（星级以上涉外宾馆）、甲级、乙级、丙级、丁级五个等级。对票价和饮料等经营价格按级核定，统一管理。
　　歌舞厅不得违反等级核定范围，自行提价或压价经营；不得滥发优待券招揽顾客；不准采用抽头、摇奖等方式刺激消费；舞厅不得出售含有酒精的饮料（涉外歌舞厅对外宾可售予适量的低度酒）。


　　第十三条　营业性歌舞厅须按不少于顾客定员２％的比例配备专职治保人员。管理人员与治保人员必须随场跟班，佩证上岗，认真执勤。对场内治安纠纷，必须及时制止，如实反映。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应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十四条　营业性歌舞厅系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明显标志，采取切实措施，不让未成年人进入。


　　第十五条　歌舞厅在经营活动中禁止下列行为：
　　（一）容留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舞厅；
　　（二）雇用或变相雇佣舞伴；
　　（三）设置封闭式包厢，雇用妇女采取陪酒、陪坐等方式营业；
　　（四）出现侮辱妇女或容留妇女与他人进行猥亵活动；
　　（五）纵容不文明舞姿；
　　（六）播放、演奏（唱）反动、淫秽、色情音像带或曲目；
　　（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六条　以外宾为对象的歌舞厅，对内宾开放应当制定适当限制措施，经主管机关批准实施；对内宾营业的歌舞厅，未经市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批准，不得对外宾开放。
　　营业性歌舞厅一般限于晚场营业；早场、午场经营须经市文化局批准，并在核发许可证时注明。每场歌舞活动一般以三小时为限，晚场舞会应在零点前结束，歌厅的演奏（唱）活动不得超过凌晨一点。若需延长营业时间，必须经市文化局会同市公安局签署同意。禁止超进、超场营业；歌厅不得混同舞会经营，不准擅自扩大或改变文化经营项目。


　　第十七条　歌舞厅顾客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衣着整洁，不准只穿背心、内衣（裤）及拖鞋入场；
　　（二）注重礼貌，不准强邀舞伴，不得出口伤人；
　　（三）讲究卫生，不得随地吐痰、乱丢废弃物品；
　　（四）爱护公物，不得肆意损坏公共财物；
　　（五）遵守秩序，不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
　　（六）遵纪守法，不准携带管制刀具、凶器或易燃易爆物品；
　　（七）举止文明，禁止不文明舞姿，不得演唱不健康曲目；
　　（八）仪表端庄，不准酒后入场，禁止场内吸烟。


　　第十八条　歌舞厅财务收支情况须按月填报文化主管机关和税务机关，接受监督，照章纳税，按规定缴纳管理费；演职人员的个人调节税可由文化财务部门代税务机关收交。禁止偷漏税费。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十九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文明经营，社会效益好的歌舞厅，由市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授予文明歌舞厅称号并予奖励；根据歌舞厅实际经营效果，主管机关在年审证照时据实进行等级核定和调整。


　　第二十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机关指导、支持本市歌舞厅行业协会积极工作。鼓励举报歌舞厅在经营活动中的不法行为；扶持歌舞厅的文明经营活动；保护歌舞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合法的收费与集资，取缔非法行为，禁止各种摊派。


　　第二十一条　文化稽查人员进入歌舞厅检查时，须佩带标志，主动出示《文化稽查证》，其他执行公务的公职人员应主动出示有关的检查证件。歌舞厅管理人员验证后，应予积极协助。稽查人员应依法办事，尽职尽责，不得循私舞弊、玩忽职守、收受贿赂。对违反纪律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歌舞厅和个人，由市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市文化稽查队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限期改进、没收非法收入、罚款、停业整顿、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等行政处罚。其中，对由省级发证、管理的“三资”企业开办的营业性歌舞厅的处罚，由市文化局报省文化厅作出；吊销省级以上单位开办的歌舞厅《文化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由市文化局报省文化厅批准后执行。以上各项处罚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文化主管机关作出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处罚决定的同时，提请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警告并限期改进：
　　（一）管理制度不健全，场地条件不符合要求的；
　　（二）管理人员未经培训，无证上岗或值班人员不在岗执勤的；
　　（三）未按月交纳税款和管理费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限期改进外，并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演职人员无证经营或未经许可串场演出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未按等级经营价格，擅自改变价格的，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有不良经营行为的，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对按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经“警告并限期改进”处罚，逾期仍未改进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没收非法收入，并处以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条，无证经营或证照不全经营以及擅自转让证照的，没收非法收入，并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超员营业和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擅自扩大或改变文化经营项目以及超时、超场营业的，没收非法收入并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拒绝管理监督，阻挠检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但尚未触犯刑律的，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十五日内停业整顿；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不良经营行为严重的；
　　（二）场地条件两项以上主要指标不合格的；
　　（三）出现危害健康事故或治安案件后，需要经营单位停业整顿的；
　　（四）经“警告并限期改进”及“罚款”处罚后仍无改进的。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
　　（一）一年内被处两次停业整顿，仍未达到要求的；
　　（二）擅自改变场地、设施条件，不符合要求，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
　　（三）违法经营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的顾客，歌舞厅治保人员或文化稽查队人员应予以制止或责令出场；经制止仍不改正的，处５０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被处罚单位或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市文化局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文化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自之日起施行，原市文化局、市公安局印发的《贵阳市舞会管理暂行办法》、《贵阳市音乐茶座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