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军人能否被宣告死亡

钱贵


　　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王伟在执行跟踪监视美机的任务中，所驾飞机被美军撞毁后跳伞落海，经多方组织搜救十余天，王伟同志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结束后，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军卫士”的称号。依《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是有关机关证明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能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呢？对此种类似情况，由于涉及军队利益，一些部队的现实做法是：军人如果是在战争、战备训练、执行军事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公务中下落不明，通常作“因公牺牲”处理；如果是因意外事件而下落不明，可能做“因公牺牲”处理，也可能作“病故”处理；如果是因患病(最典型的是精神疾病)而下落不明，则按“病故”处理。也有单位将下落不明的军人的问题长期搁置着，不予以处理。
　　以上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下落不明的军人的工资、津贴是否继续发放？发放给谁？下落不明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或文职干部，其原有住房如何处理？如何确定其家属的使用权？如果其家属提出财产上的要求如何处理？依据什么处理？等等。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2004年10月1日起，我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现役军人在执行上述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因公牺牲对待；现役军人非执行任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踪现象难以避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宣告死亡”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失踪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并没有把军人作为特例另行规定或排除在法律调整之外。因而只要军人失踪了，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时，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应被视为有关机关已经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
　　紧接着的问题是由地方法院还是由专门的军事法院来受理此种案件更为合适？我国的军事法院基本上不管辖民事案件(个别地区因当地“军民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其军事法院被授权可以管辖民事案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某些民事案件由于涉及军队利益，地方法院审理往往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案件由相关军事法院直接受理和管辖则要比地方法院受理更为适宜，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更便于司法机关的操作和执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对此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1月20日成都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就昆明陆军学院司务长培训大队退休干部吴应智的亲属申请宣告吴应智死亡一案做出了宣告判决。该案是我国军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依照民事审判程序来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打破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解放军军事法院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军内民事案件的请示。于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请示的复函中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这一请示已获批准，军事法院可以受理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并将开始全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判体制。
　　再有的问题是在这种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以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该程序是否要等到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后才可以提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有人提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前提是先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有关机关证明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增加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可不受两年期间的限制，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由于《民法通则》无此规定而导致在实践中有很多的争议。从本质上讲，宣告死亡主要是实体法的问题，各国民法如法国、德国民法典均从实体上对宣告死亡的要件加以规定，特别是下落不明所应持续的时间由民事实体法规定。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但在我国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关机关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像王伟这种由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而失踪人实际生存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对此问题没有另行特别规定有所不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在应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或主动出具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证明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失踪人死亡。当然对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出具此证明和哪些事件属于意外事故，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免此种权力被滥用。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被宣告死亡人首先应该是下落不明人，即失踪人。从这规定上来看，哪些人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参见 新华网北京 2004年8月24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张桂生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张灿梅死亡案》 编写人：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责任编辑：张世明评析人：杨洪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0页；李功国主编：《民法本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版，第149页；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刘士国主编：《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 贵




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大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大政发 [2010] 57号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各先导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各直属机构：
　　现将《大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大连市人民政府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七日

大连市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有效预防控制病媒生物传播性疾病的发生和流行，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根据全国爱卫会、卫生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和《辽宁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病媒生物，是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其他动物传播给人，危害人类健康和骚扰人类正常生活的蚊、蝇、蟑螂等害虫和鼠类。
　　第三条　大连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细则。
　　第四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应当遵循政府组织、部门协作、分级管理、单位负责、全民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分类指导的方针，坚持群众治理与专业治理相结合、以治理环境为主导的综合预防控制原则，确保安全、环保、高效。
　　第五条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大连市爱卫会负责全市病媒生物控制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工作。各区市县和先导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负责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并将其纳入爱卫会工作规划。各级爱卫会办公室负责本细则的具体实施。爱卫会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关的工作。
　　县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监测病媒生物密度，并将监测结果报告本级爱卫会办公室，同时协助爱卫会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的技术指导。
　　各级爱卫会要加强对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机构行业管理，提高业务水平，促进优质服务。有条件的地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应逐步推行市场化运作。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做好居民、村民、物业小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病媒生物密度应当控制在全国爱卫会制定的国家卫生城市检查评比标准以内。
　　第六条　各级爱卫会应当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宣传教育；
　　（二）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集中统一活动；
　　（三）组织开展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检查、评估；
　　（四）组织对消毒、杀虫专业队伍进行考核管理，并鼓励专业队伍为单位和个人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服务。
　　第七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把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经费纳入年度预算管理，保障公共环境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活动的经费支出。
　　第八条　医院、宾馆、酒店、机场、港口、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人员集中的场所和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农贸市场、粮库、废品收购站、垃圾转运站、建筑工地、饲养场、屠宰厂、牧场等易招致或者孳生病媒生物的场所，应当建立健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制度，设置有效的病媒生物防范和消杀设施，并指定人员负责病媒生物的预防控制工作。
　　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在审批发放相关生产经营、公共场所许可证时，应当将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设施作为审批条件之一。对预防控制病媒生物设施不符合相关要求的，不得发放相应的许可证。
　　第十条　单位和居（村）民必须参加所在区域统一组织的病媒生物消杀活动。居民公用楼道、院落和村民住宅、院落消杀活动所需的药物、器械等，由当地爱卫会负责提供，其他区域由受益者承担。
　　城区内单位和居民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本单位管理范围内或者住宅内的病媒生物密度。无力控制的，可以委托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进行消杀。
　　第十一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应当与委托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合同。服务质量未达到合同要求的，应当承担约定的责任。
　　第十二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库房（库房的位置以不影响他人为前提）；
　　（二）有健全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三）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四）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并经市爱卫会考核合格；
　　（五）所用的消杀药物、器械符合规定的要求。
　　第十三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并在登记注册后30日内到市爱卫办备案。市爱卫办对符合条件的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适时进行公示，以方便需要服务单位和个人的选择。
　　第十四条　经营、使用的消杀药物，必须具有质量合格证。其包装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包装内必须附有与其产品一致的安全技术说明书，外包装上必须加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产品一致的安全标签。
　　安全技术说明书必须载明下列内容：
　　（一）企业名称、地址、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批准文号；
　　（二）产品名称、登记证号和批号；
　　（三）含量、重量、性能、毒性和有效成份；
　　（四）用途、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五）生产日期和有效期限等。
　　第十五条　各级爱卫会应当加强对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依法取缔无证销售消杀药物的商贩。
　　被检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拒绝、阻挠监督检查，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细则，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依据《辽宁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由区市县、先导区爱卫会办公室责令限期整改，并可以按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拒不参加病媒生物统一消杀活动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二）环境卫生脏乱，致使病媒生物孳生，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影响和危害的，处以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三）鼠、蚊、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密度超过全国爱卫会规定标准1倍以上2倍以下的，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超过全国爱卫会规定标准2倍以上的，处以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已不具备本细则规定条件的，由市爱卫会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未经批准生产、经营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消杀药物，消杀药物包装、标签不符合规定，以及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从事病媒生物消杀服务的，由有关行政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九条　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防范和消杀设施不完备、病媒生物密度超过控制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和经营场所，发放相应许可证的；
　　（二）对病媒生物统一消杀活动组织不力，行动迟缓，贻误预防控制时机，造成药物浪费或使用不当，致使疫情突发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登记注册时，弄虚作假的；
　　（四）发现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单位和个人，擅自从事消杀药物生产、经营或者病媒生物消杀活动，而不予以取缔的；
　　（五）发现消杀药物生产、经营单位或者病媒生物消杀服务单位不再具备规定条件，而不采取制止措施的；
　　（六）利用工作之便强行推销消杀药物、器械，谋取私利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二十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罚款和收缴罚款，应当按照《辽宁省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细则》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鼓励、支持推广及应用先进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技术、方法和药械。
　　第二十二条　在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爱卫会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本细则自2010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