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友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仇万娥 杨天良

自首从宽，是我国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自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化、法律化体现。我国现行刑法总结了长期以来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自首制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自首的成立要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动投案，是指在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向司法机关、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有关负责人说明自己实施了犯罪(或某种犯罪)的行为。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行为。对于犯有数罪(含同种和异种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的一罪或部分犯罪的，应当对其如实供述的一罪或部分犯罪依法认定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和放宽了自首的条件，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侦破案件，有效惩治犯罪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两个案例，引起了我们对自首制度应予完善的思考：
案例一：2003年12月5日夜，被告人王江在A县劫持一辆出租车并把司机打昏推下车（司机被过路人送医院，昏迷5天脱离生命危险），他在开车去西安途中用司机的手机给自己家打电话，告诉父亲他将去西安打工。到西安后，丢弃出租车，把抢得司机的手机卖了300元钱挥霍一空，7日早打电话给父亲要送钱到西安火车站。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王江的父亲，并将王江涉嫌抢劫杀人的案件事实告诉了他的父亲。王江的父亲知案情重大就将王江给他们打电话要钱，人在西安的情况告诉了公安机关，表示愿意协助抓捕王江，希望公安机关能从轻处罚他的儿子。王江的父亲在西安火车站找到了公安人员并不认识的王江，随后公安机关抓捕了王江。王江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王江的辩护人提出了对王江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案例二：2004年2月5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刘强因琐事与张三发生争执撕打，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张三胸部。张三倒地后刘强逃跑至他姐刘芳家，谎称他想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打工没钱，他姐信以为真就借给他500元，刘强当晚就乘火车去了广州。张三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第二天，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找到刘芳了解刘强的去向，告知她弟刘强涉嫌致张三死亡的犯罪事实，希望她能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刘强归案，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安人员的说服教育下，刘芳终于说出了刘强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并说出刘刚的地址，公安机关和广州警方取得联系，广州警方找到刘刚，向刘刚说明案情，希望他协助抓捕刘强，刘刚讲他哥刘强即将到广州火车站，希望抓捕刘强后能从宽处理，在刘刚的协助下，公安人员顺利抓捕了刘强。刘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刘强的辩护人提出了对刘强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我们认为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这两起案件中亲友积极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没有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很多弊端：一是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和鼓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促使犯罪嫌疑人归案。对亲友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有悖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二是不利于公、检、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公安机关在做思想工作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承诺如果他们协助抓住犯罪嫌疑人就对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处罚。但检法两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认定，造成公检法之间的相互扯皮，难以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三是挫伤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支持司法工作的积极性。四是不利于从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中获取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及时侦破案件，有可能使逃犯在社会上继续实施犯罪，影响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建议完善自首制度，在关于认定自首的司法解释中增加“亲友积极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一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样规定，不仅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有利于有效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仇万娥系陕西省渭南市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兼职律师 杨天良系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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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国担保法律最新动向的法律建议

王江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从1995年10月1日期施行后，在实践中遇到了较多的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从1996年开始起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草案）》），现在已经是第五稿阶段。

1998年12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就《规定（草案）》问题召开研讨会。据最高人民法院人士透露，这是就《规定（草案）》召开的最后一次征求意见会，草案随后就将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等候讨论通过生效。

《规定（草案）》第五稿共260条，如果能获通过，将是最高人民法院所颁布的最长的司法解释之一。《规定（草案）》分总则、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和其他条款各章，从各个角度对担保法予以充分的阐释，并对现行法律框架作出了很大的突破。然而，由于认识的差异和法律理念的不同，《规定（草案）》中的某些条文与我国金融机构现行的做法有许多不同之处。这些条文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势必对现行的金融实务产生影响。

现将该《规定（草案）》中与我国以前的法律法规精神有别并将对银行业务发生影响的条款整理出来并加以简单评析。

　

一、关于见索即付保函的效力范围问题

　

《规定（草案）》就见索即付保函规定如下：

第18条．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合同当事人约定担保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的，担保人不能以主合同无效来对抗债权人，担保人应根据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第19条．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担保人承诺见索即付条款的，担保人不能以主合同和从合同所产生的抗辩理由来对抗债权人。但是，有充分证据证明债权人的索付要求是滥用权力或者欺诈行为的除外。

见索即付保函的效力仅限于国际经济活动中。对此条作反向解释，即在国内凡规定见索即付保函或者以合同方式约定担保合同独立于主合同者，此种条款均可能被认定为无效。

由于这一条款在金融界和司法界都有很大的争议，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此外，即使该条生效，担保合同的从合同效力并不因此消失。因此，金融机构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中可以写有“见索即付”、“独立保函”字样，因为这是国内保函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一条应和担保法规中保护债权人的其他条款（如“连带责任”等）充分结合起来，否则该条不发生效力。

　

二、关于担保期间的问题

　

《规定（草案）》中有如下条款：

　

第24条：担保合同对担保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或者约定的担保期间早于或者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间的，视为未约定担保期间，担保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规定（草案）》这一条是将保证、抵押、质押均包括在内。但根据各国通例，对物的担保即抵押、质押，一般是不规定担保期间，让其随主债权之清偿而消灭。或者，如我国台湾，规定期限为五年，以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规定（草案）》这一条将对作为债务人的银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担保协议中一般应明确担保期间。

第65条：保证合同约定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的，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签订“担保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之日为止”成为我国金融机构订立担保合同的一种惯常做法，有相当多的大金额合同附有此类的担保函。这一条规定会对以往担保合同之履行造成冲击。我们已向最高院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根据最高法院有关权威人士的意见，这一条规定生效的可能性很大。建议企业在签订保证合同时，应在合同中约定保证责任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