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权的性质

倪学伟

人权，是指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每个现代人维持正常生活所应拥有的条件。
关于人权的性质，西方国家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主张，“人权没有国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适用于人权问题”，甚至还有学者提出，人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原则要取代国家主权原则而成为国际法的基础。西方学者的这种主张往往被某些国家利用，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这与人权保护背道而驰。我们认为，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国际法中的人权保护只是针对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任何国家以人权为幌子，对别国人权问题指手划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是强权政治的表现，不具有合法性。

一

人权概念从第一次提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都属于国内政治和国内法律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人权最大规模的践踏和破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基本起因。联合国的成立，特别是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将人权问题正式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但是，人权问题，特别是基本人权问题仍然属于一国的内政，由各国的国内法加以规定，由国内有关机关进行保护，这部分人权并没有进入国际法领域。一般说来，由于各国的历史背景、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不同，对生存权、平等权、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等，只有通过国家的立法才能授予，只有通过国家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采取措施才能保证实现，国际法不直接授予权利给个人。
人权的国内法属性是由人权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权的内容存在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的矛盾。法定权利是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统治阶级根据所处的地位，结合本国具体的经济结构与政治制度，在一定限度内将自己所认可的应有权利法律化的结果。应有权利是指作为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美好目标，当某种应有权利得到实现，转变为法定权利后，又有新的应有权利产生，等待着人类为之奋斗。人权内容的这种特点，决定了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制约。由于各国的发达程度相异，某种权利在一个国家是法定权利，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应有权利，若要硬行将其规定为法定权利，也不可能成为实有法定权利。
鉴于各国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要在国际上制定一个统一的人权标准是不现实的，只有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由各国法律自行确定本国人权的法定权利，人权的实现才有保障。人权问题，或者说人权的基本方面仍然是国内法的问题，属于国家的内部事务。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国家都享有自决的权利，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有权自行决定包括人权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别国无权干涉。属于国内法方面的人权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这部分人权在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前，都由主权国家根据其意志自由决定，其他国家有义务予以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有责任使这一内政不遭侵犯。

二

《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就规定：“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联合国的成立与发展，使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主要表现为：世界上包括主要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具有普遍约束力，构成造法性条约，所有国家都应遵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定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或者一个国家的侵权行为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结果，从而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则应由有关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一般说来，种族歧视、种族灭绝、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奴隶制及类似的制度与习俗等，就属于国际人权法所禁止的内容，它们已超出了国内法的规定而成为国际法的问题，无论是否符合一国国内法规定，都是对国际法的破坏，要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国际法的制裁。如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以武力方式吞并科威特，造成科威特人民的人权遭受大规模侵犯，这种侵犯人权事件就属于国际法上的人权问题。再如南非以前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联合国有关国际人权保护条约相抵触，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了广泛谴责，并对南非采取了各种制裁措施，迫使南非改变这种不人道的做法。
人权的国际法属性，要求有关国家在制定自己的国内法和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上已经被国际条约所规定并获得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不得与之相抵触。任何国家都有义务遵守已为各国普遍接受的人权原则，若以国内法为借口拒不履行，则构成对国际法的破坏，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权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不属于干涉内政的范畴。如1973年的《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规定，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形式种族隔离是危害人类的罪行，对犯有种族隔离罪行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禁止，并制止和惩办犯有这种罪行的人。

三

人权具有二重性，即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除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和人权领域国际习惯赋予的义务外，人权保护就主要是国内法的问题，只能由国家采取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措施加以保护才能实现。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或破坏，国家的独立不复存在，国家的人权必然得不到保障。1978年某国出兵柬埔寨，致使柬埔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人权即生存权都难以保障，其他方面的人权更无从谈及。因此，人权的国际保护必须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人权与主权并不矛盾，西方某些国家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认为“在人类利益面临威胁的时候，有必要牺牲自己的主权”，把人权问题凌驾于主权原则之上，其实质是要借口人权问题侵害别国主权。关于人权保护的国际条约都是在主权国家间签订的，是缔约国相互尊重主权的结果，在具体实施这些条约时，也必须互相尊重国家主权。这是国际条约法的一个基本要求。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国家主权原则引伸出来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人权保护领域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必然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1970年的《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也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在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灭绝种族、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贩卖奴隶、暴力劫持人质、采取不人道手段大规模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等，是公认的应予禁止的国际犯罪，国家或国际组织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是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不能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有关国家不得借口“内政”而排除人权的国际法属性，逃避因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而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是，除以上严重的人权犯罪之外，真正的人权保护还主要取决于国内因素和条件，取决于一国所制定的法律和所推行的政策。人权保护的主要方面属于一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国家的内政。西方某些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这实质上是强权政治的具体表现，既违反国际人权保护法的目的和宗旨，更不符合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四

我国从来都赞赏和支持联合国普遍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努力，一贯尊重并保护基本人权。我国的人权保护已经制度化、法制化，我国的人权立法从实际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将所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人权问题的条约转化为国内法上个人能直接享受到的权利，并通过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使人权国际保护方面的内容能在我国国内最终得以实现。我国加强了对人权工作的监督、检查，侵权行为要受到制裁和赔偿，我国还在不断普及人权知识，提高人权意识，使尊重人权、保护人权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保证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会日益扩大，人权状况将会不断改善。我国以世界上7%的耕地养活着世界上22%的人口，而且每年还要净增1500多万人，相当于统一前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国政府要向他们提供粮食、住房、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中国政府较完善地解决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政治标准和发展模式，借口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人权具有二重性，要有效地保障和促进整个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就应该尊重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特点，增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以正常的国际合作代替冷战。
长期以来，某些国家利用联合国人权讲坛作为进行冷战的场所，将人权作为推行强权政治的手段，干涉基本上属于他国国内管辖的事务。他们割裂人权概念，奉行双重标准，片面强调某些人权，有意忽略某些重要的人权，在强调人权的国际保护时，主要偏重于基本上属于各国国内管辖的某些个人人权，不顾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而对目前亟待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保护的基本人权，如民族自决权、生存权、发展权等，则有意回避，并多次袒护和纵容一些为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各国的人权状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同是又都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人权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改善，因而每一个国家都有进一步提高人民享有人权程度的任务。如果把国家分为两类，一类专门监督他国人权状况而自己却无需改善，一类只被别国监督而没有发言权，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原则的否定。但是，西方某些国家在强调人权问题时，只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针对他们自己，而他们本身却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某些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美化自己，攻击别人，不顾国际公约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只以自己的好恶作为人权标准。国际社会的这些不正常现象，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权领域中正常的国际合作，阻碍了全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实现。
我们主张，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进行人权保护时，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步骤都会有所不同。要求不同国家套用同一模式，沿用同样方法，采取同等步骤是行不通的。只有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严格区分人权的国内法属性和国际法属性，在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国际人权保护问题才能获得解决。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接受魏芬的委托，指派冯明超(013088086906)担任其二审辩护人。辩护人根据本案的事实及相关的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上诉人没有侵害国家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必须是公私财产所有权。一审认定诈骗的所谓“30多万元土地出让金”魏芬并未交到国土局或其指定帐户，该款的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仍然属魏芬所有，并不属于国家所有。因此，魏芬的行为没有侵害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不构成诈骗罪。一审法院把“不交”出让金与“诈骗”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完全混为一谈。

二、上诉人没有虚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
魏芬虽有免交土地出让金之意, 但她找郑德慧要求出具胡多文的花园街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证明，魏芬说了之后，郑德慧和姓钟的这个人都说不行，必须要这宗土地确实在基金会抵押贷了款的才行。她在他们办公室说了很久，郑德慧和钟时新都没答应，魏芬就走了。一审侦查卷二P14P39郑德慧,魏芬供述: 过了一段时间，是郑德慧打电话通知魏芬去拿《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
辩护人认为申请书和资产变现通知书的内容虽有虚构，是钟时新写的, 并加盖上基金会的公章。 但魏芬没有参与、指使、伙同他人虚构《资产变现通知书》的行为。这一事实有郑德慧、钟时新的证言与魏芬的供述, 能相互印证. 因此，一审法院（判决书P16）认定魏芬虚构涉案土在基金会贷款的事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书，缺乏证据支持，是错误的。

三、抵款协议为胡多见办土地使用权证用的，不是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而是为了把胡多文的土地过户到胡多见的名下
清整办郑德慧科长二审出庭（新）证实,自己在出具资产变现通知书时，清整办不需要抵款协议书，魏芬也没有提交抵款协议书。
国土局高强科长二审出庭进一步证实（新）, 如果没有抵款协议，土地证就不能办给胡多见,只能办给胡多文，但无论办给谁，土地使用类型都是出让。该抵款协议是用于将土地证办给胡多见的。
检察院的起诉书（判决书P2）认定: 是魏芬在免交出让金之后，才将土地转让给了胡多见。
因此，一审资阳市中院认定魏芬提交的抵款协议是为了拿到基金会和清整办骗取资产变现通知，从而达到诈骗土地出让主金这一事实，缺乏证据支持。

四、国家工作人员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从刑法理论上讲，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即他人不明知；如果他人明知是虚构的事实，心干情愿让人欺骗他，那就肯定不构成诈骗罪。本案的国家工作人员郑德慧、钟时新、刘维彬、王建伟、 陈绍华都明知涉案土地没有在基金会抵押贷款。并且经过严格的审批后，才免交了土地出让金。这只能认定成一种政府的行政行为。因此辩护人认为就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一审法院认定魏芬犯诈骗罪是一份即不符合法律也不符合法理的错误判决，难以让人信服。
诈骗罪是指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产。诈骗行为应当具有一定的客观逻辑顺序：①诈骗行为；②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③他人基于错误“自愿”处分财产；④行为人取得他人的财产。这四个行为先后有序，形成一个前后紧密相连的因果锁链，环环相扣，因果分明，既不能颠倒，更不可缺少任何一环，否则就不构成诈骗罪。

五、对魏芬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的意思，是政府给予魏芬的优惠政策
1、陈文仕、李庆威、王建伟、傅子鹏证词 证实在开发磷肥厂时，因该厂职工闹事，为了解决磷肥厂问题，由政府召集十多个职能部门多次研究协调，由魏芬在原合同价上再增加100万元，同时政府也明确表示在以后的项目上给予政策倾斜。
2、陈文仕（新）证词 魏芬向他反映，她在基金会贷款200万元，有部分用于支付修建塑料厂拖欠的建设款，其余部分用于磷肥厂开发。希望花园街的土地在基金会清整期间一并作出让处理，我就叫她按程序申报。此次对花园街的土地免收土地出让金就是政府对她政策倾钭的体现，代表了政府的意思。给魏芬免交土地出让金是政府支持企业行为。
3、李庆威（新）证词 对花园街免交土地出让金属于政府倾钭的范围。
4、书证一份: 王建伟认为市政府在专题研究魏芬开发磷肥厂问题的会议上说过今后在其他方面要给魏芬扶持和补偿，因此认为是市政府以免交出让金对魏芬给予支持 （见资阳市中院王建伟滥用职权罪一案(2005) 资刑初字第00022号刑事判决P2）。
辩护人认为虽然当时简阳市人民政府对花园街土地免交土地出让金没有召开专题会、下发文件。但这些领导人：陈文仕是市长、李庆威是常务副市长、傅子鹏是副市长、王建伟是国土局的局长，他们都明确表示了给魏芬花园街土地要免交土地出让金。

六、免缴土地出让金系合法取得，不是经济犯罪
本案的实质是由于2000年11月8日简阳市人民政府召集了国土、规化等十多个部门开了协调磷肥厂与魏芬合同纠纷的专题协调会，在会上研究由魏芬增加100万解决磷肥厂的资金困难，同时政府也公开承诺对魏芬以后的项目给予政策支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魏芬才找市领导要求对现承诺，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魏芬在基金会没有抵押贷款不符合文件规定,逐级请示后给魏芬开具了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免交出让金和颁发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表面上看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规了虚构了事实其实是政府意志的体现。
从行政法学理论上讲，行政机关一经作出的行政行为，既使事实不真实或者程序违法，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仍有约束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法》和国务院有关土地出让金管理的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发现作出免交土地出让金的决定有错，可依法撤销原有决定，通知魏芬补缴土地出让金；拒不缴纳的，收回并注销土地使用权证或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再者，免交土地出让金必须由国家工作人员逐级签字盖章，魏芬乃一介平民，无论她怎么虚构事实，也不可能诈骗成功。一审法院认定她犯诈骗罪于法于理相悖。
我国刑法对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规费，要追定刑事责任的有: 偷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对土地方面的犯罪只规定了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两个罪名。因此，当事人采取虚假手段不交少交土地出让金的，刑法没有对其行为要定罪处罚。一审法院判上诉人有罪，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应当坚决纠正。

七、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存在的错误
1、检察院的起诉书认定魏芬想在该宗土地上搞开发是2001年8月， 资阳市中院判决书P1,硬要认定是2001年9月。
2、判决书P9郑德慧证言：魏芬提供土地使用证、贷款凭证、抵款协议书，这是法院捏造的。辩护人查阅了所有的卷宗，郑德慧证言中根本没有，纯属捏造，能否当庭出示。
3、判决书P16，一审认定对简阳市政府关于免交土地出让金的议事纪要是否清楚的认定，辩护人认为简阳市的第九次议事纪要是一份行政文件，针对众多不特定的人发布的，政府有义务要政务公开、让市民知晓，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魏芬主动了解，根本就不违法。而一审法院却认为她对纪要内容不清楚的辩解不予采信，确实荒唐，资阳中院的法官就是个法盲。如果按照资阳中院的逻辑，那么今天学法知法的人都成了罪人。
4、判决书P16认定魏芬正是采取了虚构涉案土地在基金会抵押贷款的事实骗取到资产变现确认通知书，这一认定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纯属臆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二审辩护人: 冯明超
2005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