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员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第二次修正）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1994年12月23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 1997年3月29日西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第一次修正 1999年11月25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第二次
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结合西藏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西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未满18周岁的公民。
第三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健康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以及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教育，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倡未成年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自
觉抵制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侵蚀。
第四条 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三）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的特点；
（四）教育与保护相结合。
第五条 自治区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第六条 未成年人应当自觉配合各方面的保护工作，自尊、自爱、自强，遵守社会规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团体，应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第八条 自治区、市（地）、县（市、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及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同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任主任委员。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可以邀请人民法院
、检察院的负责人参加。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共青团组织。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职责：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措施；
（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团体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督促有关部门实施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
（四）接受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转交并督促有关部门查处，为受害者提供或者寻求法律援助；
（五）对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致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有权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指导下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工作；
（八）总结、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典型；
（九）办理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保护未成年人有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家庭保护
第十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弃婴。
第十一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或中断其学业。对旷课或自行辍学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教育其返校。
第十二条 父母或者监护人及家庭中的其他成年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引导和鼓励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以及赌博、吸毒、卖淫。
第十三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
第十四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诱使或强迫未成年人进寺庙为僧尼。
第十五条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前款所列行为，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照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另行确定监护人。

第三章 学校保护
第十六条 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对未成年学生进行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以及社会生活指导和青春期教育。
学校应当关心、爱护学生，不得因任何理由歧视学生；对品行有缺点、生理有缺陷、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或随意使其停学。
第十七条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生。
学校不得拒收不影响正常学习的残疾未成年人入学。
学校应允许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的原在校的未成年人复学。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创造条件，逐步设立工读学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送工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工读学校应当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工读学校的教职员工应当关心、爱护、尊重学生，不得歧视、厌弃。
第十九条 学校、幼儿园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随意搜查未成年人的住所、身体或用具。
第二十条 学校不得使未成年学生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学、生活设施中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扰乱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学校的场地、房屋和设备。
第二十一条 学校、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第二十二条 学校不得向未成年学生滥收费用、实物或强行推销商品；不得对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进行罚款。

第四章 社会保护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建立和改善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所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组织及公民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活动。
第二十四条 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公园等场所，应当对中小学生优惠开放。
第二十五条 自治区鼓励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艺等单位和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及其他公民，创作或者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出版制作供未成年人使用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出版物，政府应给予扶持。
第二十六条 营业性歌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有关主管部门应加强管理并责成经营者示以明显标志。
第二十七条 严禁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它方式传播反动、淫秽、暴力、凶杀、恐怖、封建迷信等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印刷品、音像制品。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儿童食品、玩具、用具和游乐设施的检查，预防和制止有害食品、玩具、用具上市，防止坏损的游乐设施对儿童造成伤害。
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生产、推销可能危害儿童生命、健康的食品、玩具或其他用品。
第二十九条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室、寝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不得在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进行产生有害烟尘的活动。
第三十条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三十一条 对流浪乞讨或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民政部门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无法查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容抚养。
第三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
第三十三条 对未成年人的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
第三十四条 卫生部门和学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件，做好预防疾病工作。
卫生部门应当加强儿童预防接种等工作，积极防治儿童多发病、常见病，加强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和对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
第三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幼托事业，鼓励和支持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个人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和训练幼儿园、托儿所的保教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业务教育。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
对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十七条 对已经受完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不再升学的未成年人，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为他们创造劳动就业条件或鼓励他们自谋职业。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依法打击拐骗、买卖、绑架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
第三十九条 在各种灾害现场，营救组织和抢险人员应当尽力帮助未成年人脱离险境；对滞留在大面积灾害区域的未成年人，应当优先予以救助和妥当安置。

第五章 司法保护
第四十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第四十一条 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有关部门收容教养。
第四十二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对经人民法院判决服刑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服刑的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
第四十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监狱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对未成年人审前羁押、服刑关押、管理时，严禁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和变相体罚、刑讯逼供，采取有效措施，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
合法权益。
第四十四条 家庭、学校及其他有关单位应当配合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所在的少年犯管教所、监狱等单位，共同做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工作。
第四十五条 被免予起诉、免除刑事处罚、宣告缓刑以及被解除收容教养或者服刑期满释放的未成年人，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依法保障离婚当事人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其得到有利的监护和抚养。
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照顾非婚生未成年继承人的利益。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监护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八条 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侵害人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主管部门负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单处或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主管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制品，并可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教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引诱、教唆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卖淫嫖娼的，依法从重处罚。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对依照本办法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的决定已由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1999年11月25日通过，现予公布，修改后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决定对《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第三条修改为：“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健康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以及热爱祖国、反对分裂的教育，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倡未成年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
义的公德，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的侵蚀”。
二、第五条修改为：“自治区依法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条：“未成年人应当自觉配合各方面的保护工作，自尊、自爱、自强，遵守社会规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第六条改为第七条，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青年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少年先锋队及其他有关的社会团体，应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兴办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事业”。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八条：“自治区、市（地）、县（市、区）设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由各级人民政府（地区行署）及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的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同级人民政府的负责人任主任委员。未成年人保护委
员会可以邀请人民法院、检察院的负责人参加。其办事机构设在同级共青团组织。
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职责：
（一）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工作措施；
（二）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团体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督促有关部门实施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
（四）接受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投诉、举报，转交并督促有关部门查处，为受害者提供或者寻求法律援助；
（五）对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致使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有权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研究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七）指导下级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的工作；
（八）总结、推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先进典型；
（九）办理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其他事项”。
六、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学校、幼儿园安排未成年人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
七、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自治区鼓励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艺等单位和作家、科学家、艺术家及其他公民，创作或者提供有益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作品。出版制作供未成年人使用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出版物，政府应给予扶持”。
八、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自治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犯。
对有突出成就的未成年人，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为他们的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4年12月3日
[摘要]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成，法律已覆盖社会的多个方面，并快速发展。法律正在扩张，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成就的直接体现。然而在当今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更多所体现的是在其数量上的具体适用而不是对法治精神的体现，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也多是从对法律工具意义上的理解，这些都不是中国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因此，有必要从法律价值的视角来冷静的思考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所应当怎样充分体现真正价值以促进法治建设。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扩张 法律的价值 　　


一、法律扩张的时代背景及所面临的问题所在
　　
中国致力于法治建设数十年，于如今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诸多法律已覆盖社会政治、经济等相关方面并不断发展扩张。法治进程依然坚定前行，各项法律从制定到实施不断地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发展已然进入到一个法律扩张的时代下。法律扩张是应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经之途，同时也是国家法治建设成果的积极反应。法律扩张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的两个方面。有形的法律扩张指法律不断地被制定和实施，同时随法治进程之坚定前行，法律在数量上依然会呈现向上发展的态势。无形的法律扩张指法律意识在社会中的不断传播，即“依法而有所为，依法而有所不为”的意识逐渐在社会中扩展和深化。
　　
然而，我们必须直面我国的法治建设正处在发展而非完善的事实。冷静的思考我们所处之法律扩张的时代，不难发现这个时代下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其一，即有形的法律扩张下，法律被多数体现在数量上而非体现在质量上。其二，即无形的法律扩张下，法律更多的被体现在“用”上而非法律及其价值本身。 　

（一）有形的法律扩张所存在的问题 　
　
中国法治建设之初，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法被真正的亟需。法律首先在创制数量上和施行速度上被要求，以期及时填补法律在社会中的空白，确保有法可依。这种思维和模式于当下依然在延续，然而“法治之法”并非仅仅只需要数量上的法律。而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数量上的法律已经并非建设上的主要追求。当今中国法律上的主要追求应当是在契合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实质精神上，即中国特色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或许是原有机制的惯性，我国目前多数的法律仍然是体现在以数量来弥补具体适用上的空白而非体现在“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上。这样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现有法律难以较为持续的适应中国实际需求的变化和发展，而不得不重新出台新一轮的适用性法律以适应需要。同时当一旦出现新的变化而短期适用性法律又难以适应时，新的一轮循环又不得不紧迫开始。如此难以体现“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而仅追求数量上之法律的循环往复，最终造成的结果可能是中国法治的停滞。 　

（二）无形的法律扩张所存在的问题 　　

社会中常会出现诸如以下舆论，如一旦当利用法律手段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预期解决利益上的纠纷时则呼法律无用或法律无能。又如一旦社会上出现某些问题则动辄强调法应加强或苛以重法。还如一旦当某些具体性而非普遍性问题不能被及时解决则要求此应立法，彼亦应立法。等等诸如以上相似舆论时常性的出现，笔者常会思考，难道我国现有体系内的法律真的就如此价值微微？诚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仍处于建设阶段而远未达至完善，一些方面存在着法律或法律相关制度不健全的现象，但是这些难道就是问题全部原因之所在吗？ 　　

然而当笔者难以自我全面合理解释而反观产生如上法律意识的人其本身时，笔者豁然发现，是否产生如此法律意识的人其本身存在着一部分原因呢？法治建设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原有的价值观念相应的也需要随之出现转折性的重建。然而价值观念上的重建却难以像机制上重建那样迅速，滞后则必然出现。随改革开放的进展，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同时又对原本滞后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当人们无所适从时，随法治建设的深入，人们首先在对法治和法律适用上的作用价值注入了高度的期望。同时随之数量上的法律施行及扩张，更加偏离人们对法律应有价值的理解。然而这种数量上的法律诸如上文所述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上对“法治之法”的价值上的缺失，因此其不能从根本上树立人们对法律完整的价值认识。而且法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当法律没有如期扩张到其本身所不能达到的地方或扩张到其本身所不应到达的地方时，法律根本不能在这些地方发生良好的作用，甚至会发生反作用。如果对法律价值上的理解不完整即把法律仅仅局限在“用”上，而当这种意义上的“用”难以实现时，人们难免对法律抱以失望或无用的态度。
　　
综上所述，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法律扩张中所存在的问题，其根源都是对“法治之法”应有价值的缺失。因此，探寻法律的价值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法律的内在和外在价值分析 　　

价值一词其本身就具有多元性，从不同的角度去探析会得出不同的解释。概括的说，价值就是事物所具有的属性、能力、规定和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探讨某一事物是否具有价值，一方面是探讨这个事物相对其本身之外是否具有作用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探讨这个事物其独立的自身上的意义。事物相对上的意义就是其外在价值，事物自身上的意义就是事物的内在价值。 　　

就事物的外在价值一般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外在价值所依赖的是其所能实现某种目标作用上的意义。即如果另一事物能够更好的实现可欲的目标，那么该事物的价值就会下降，甚至会被替代而失去价值。其次，外在价值所依赖的是在其所能实现另一事物的目标上，所以外在价值的大小或有无是决定在依此事物去作用目标的人的主观选择上。再次，如果某一事物只具备外在价值，那么其重要性就不在来自于本身，因此我们在面对单纯具有外在价值的事物时，就不能在强调它的外在价值属性的同时说它的重要性还来自于其自身；即使有这样的判断，但是这将无法避免的成为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个事物的价值时不能仅局限在此事物的外在价值上，完整的发现其价值必须同时寻找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是事物价值的根本，与外在价值不同，拥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可以主张其所能够实现的目标的；换言之，拥有内在价值的事物，并不妨碍它能够被视为服务于可欲目标的工具。但是外在价值的多少、大小，并不影响内在价值在证明该事物之重要性上所有的核心地位。也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要想强调某一事物的重要性时，如果它拥有内在价值，只需要成功说明该种价值，那么该事物的重要性就不可动摇，这种重要性并不因其外在价值而有所改变。内在价值是事物固有的、特定的和不依赖它物来证明自身意义上的存在。

　　因此具体探讨法律的价值时，在关注法律的外在价值时还应发现其更为重要的内在价值。无论是依赖数量上的法律来弥补社会管理上的法律依据空缺，还是社会公民法律意识中对法律“用”的意义上的理解，其所体现的都是法律的外在价值。如果只关注法律的外在价值，那么其就沦为了简单的工具，它存在的意义也就是可有可无的了。然而，这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是相背离的。 　　

法律所承载最为根本的不应是其工具意义上的利用价值，而应当是对法治在精神上的表达和贯彻，只有法律的内在价值才能真正体现“法治之法”的本质精神。法的内在价值是对法治的诠释，法治通过法来具体化到现实中的各个方面。法的内在价值是对民主的坚持，民主上所需要的各种诉求通过法来表达和维护。法的内在价值是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公民权益是法的来源，而法也不仅仅具有工具作用上的意义。法的内在价值是是法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法不因其在具体适用上的能或不能而有所改变，亦或可有可无。 　　

三、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实现其内在价值的途径 　　

法律扩张时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阶段，这个时期的关键又是对法律质量的提升，而法律质量的关键又在于对法律的内在价值的体现，因此必须充实我国法律的内在价值。 　　

首先，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应当更多的体现其内在价值。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前，法律制定和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构架上的重要作用。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后，法律应当着重从体系内的根本价值上进行构建。这种价值所承载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的内核精神，而不是政府管理手段上的作用意义。所以法律的制定应当从以数量上的具体适用为出发点上而转移到从质量上体现法律的内在价值为出发点上，进而使法律所承载的不仅是其规制手段上的意义，而同时更加充分的包涵法治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应当对法律的目的和具体内在价值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单纯的依法律机械的执行，更不因该将法律视作在具体政策上推行和管理手段上的工具。 　　

其次，应当赋予“普法”以新的内涵，同时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传统意义上的普法主要是对法律教条式的宣传，其在作用仅仅是告诉人们什么该做、该怎样做和什么不该做。这种普法就是培养公民在法律意识上仅仅将法律的价值视为“用”，而令人们忽视了法律为什么“有用”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建设，其目标之一就是让公民认识到法律对于他们真正意义，进而坚实法治的基础。所以普法不仅仅当告诉公民法怎么用，而更应当告知法为什么这样用的原因即法律的内在价值。同时应当扩大公民在法律制定中的参与权，没有那种普法教育更能让公民在参与到具体的法律制定过程中更加深刻的理解法律内在价值和对他们真正的意义。 　　

最后，应当在明确法律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理解法律应有的界限。理论上法律的界限主要讨论的是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法律的内在价值是法律之所独立存在的根本原因，同时其他事物的存在亦有其本身所特有的独立价值来决定。所以笔者认为，无论承认或不承认法律和道德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都不能否认法律和道德各自存在的事实。既然二者各自的存在都是事实，则二者各自的内在价值从根本上决定着二者之间具有不同的意义范围，因此二者在理论上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界限。同时，又不可否定二者之间在实际中存在或此或彼的联系，在现实中不可能完全隔离。同理，诸如习惯、政策、纪律等其他社会规范中也同样有其特有的内在价值和范围覆盖，各自间很难说就可以无碍的取代或必然的隔离。所以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应当有其扩张的必然界限，法律的内在价值决定法律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而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法律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法律的制定上，还是公民对法律的认识上都应当在理解法律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明确法律的界限，而不能在法律的范围外事则躬求于法律。 　　

总之，法律扩张时代下的法律应当更加突出和明确法律的内在价值，将对法律数量上的追求提升到对法律质量上的追求，将公民的法律意识从仅仅对法律用的意义上之理解提升到法律对法治建设意义上的完整理解，以真正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和完善。

　 [作者简介]熊利民，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研究方向：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法律史学。联系方式：Email: xiongliminh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