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俄罗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伊拉克问题的联合新闻公报

（2003/02/27）



　　2003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与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就伊拉克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并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对围绕伊拉克问题的紧张局势深表关切。

　　双方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伊拉克危机。联合国安理会2002年11月8日一致通过的1441号决议及其他相关决议，为此提供了必要法律基础。

　　中俄认为，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活动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已取得一定进展，应当继续进行。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加强指导并支持核查工作。

　　双方强调，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并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伊拉克必须充分认识核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应最大限度地加强与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向核查人员提供更多、更主动和更实质性的合作，为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

　　双方重申，决心继续全力促进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认为战争可以而且应当避免。国际社会普遍要求采取一切措施，尽力避免战争。这一愿望应当得到尊重。

　　双方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上继续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应当尊重并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

　　双方决心，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在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推动伊拉克问题的政治解决。




法理视野下的民事诉讼法
???评张卫平教授著《诉讼构架与程式》一书
齐汇
“实务部门出台的改革措施往往并不注意该措施的制度基础和理论基础，因此常常导致与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的不整合性。”
以上这句话是张卫平教授在其著作《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一书的序言中所写。此句精辟的论述可用以概括此书的核心思想和整体构架，同时也揭示了当今中国法学界的通病，即法学理论研究与法律实务脱节。搞理论研究的人往往撇开法律实务，“两耳不闻实务事，一心只著圣贤书”。与此同时，事务界的法官、律师、检察官们也瞧不起专搞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他们只会“耍嘴皮子”，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如何将高深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务相结合，使法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能合理的运用到司法实践当中，已成为当今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学家们通过精心的研究得出许多合理的且具有可行性的方案却不能为司法实务界所利用，本质上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只有将大量合理的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运用到案件的审判当中，才能发挥法学研究最大的经济效应，研究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差值才会逐渐的减小。
近年来，由于比较法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外国的法学研究、法学教育、法律实践的思路和成果被陆续的引进，使得中国法学界一时间呈现“盛世”的强势局面。此种强势局面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学理论的研究随着国外各种学说的进入变得日益丰满，虽然当今中国法学界还不存在“流派”之争，但各种小范围学者群体之间的争鸣已经展开，似有扩大的趋势；
第二，司法系统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对当代中国司法体系中存在的各种弊病，不同的部门法学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激烈论战，一时间大量的论文、随笔、散文等在各种期刊、报纸上出现，针对司法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加以尖锐的批评与指正，一股后现代法学的思想正在影响着当今中国法学界，法学者们在对法律的解构与建构之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法学界不少“海归”派学者带回了国外（尤其是英美法国家）在法学教育中的诸多先进经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的引入对法学界的影响有似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对文革后中国发展道路的影响。如何通过实践提高法学理论的素养，如何将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司法实践之中，成为当今学界共同构想和探讨的话题。
民事诉讼法也正是这样一门学科。作为程序法，其与诉讼程序紧密相连，生硬的诉讼法条文，在司法实践中被司法程序的进展所激活。诉讼法天生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其已成为司法活动开展的行为指南。与此同时，民事诉讼法又具有很浓重的法哲学意味。在人类认识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优劣之争。笔者在此无意于对以上价值的取舍加以展开，只想一言概之：“真正的法治，就是程序的正义！”。
正因为民事诉讼法兼有浓厚的法理和实践韵味，故张卫平先生的这本书便具有了极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一书是一本关于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分为理论研究和具体诉讼制度研究两大部分。
在理论研究部分，作者从宏观构架方面对民事诉讼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比较性研究，为我国的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理论依据。包括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比较与分析、辩论主义的基本构成与法理、诉讼标的及识别根据、证明责任的概念及证明责任的分配等方面的问题。在这部分中，作者主要将民事诉讼的各种基本的、核心的制度提高到诉讼法理的层面加以论述，并对一些诸如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证明责任的概念与分配等较为抽象和宏观的问题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对当事人主义、辩论主义、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加以比较，并纠正了学界对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模式认识上的偏见和错误，并原创性的提出了绝对当事人主义、亚当事人主义、亚职权主义、绝对职权主义的划分标准与方式。在证明责任一章中，张卫平教授将大量外国（主要是德国和日本）的学说介绍入境。如待证事实分类说、基础事实说、特别要件说、因果关系说、完全性说等，并极力地推崇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提出的规范说。罗森贝克教授独创性地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提出当事人对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和防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事实在某诉讼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须加以证明，否则将有可能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同时，张卫平教授也介绍了学界对于规范说的批判，并将危险领域说和盖然性说等证明责任分配新说加以补正。书的整个论述十分完整，既论点鲜明，又具有衡平美与对称美。可谓国内对证明责任这一民事诉讼核心问题研究中最前沿、最全面的论述，可谓之经典。
在制度研究部分，作者侧重于民事诉讼各具体制度的程式与运作，关注近年来民事诉讼法学界瞩目的具体制度构建与实践问题。如集团诉讼的结构与法理、自认制度构建的理论分析、民事诉讼失权研究、代位诉讼研究等问题。
张卫平先生的个人经历十分的丰富。他当过“知识青年”，参加过大队劳动，当过读报员，开过拖拉机，做过工厂学徒，当过业余故事员。后来步入法学之门，从讲师破格提升为正教授。在西南政法期间，张老师担任过《现代法学》的主编，1993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法学部著名诉讼法专家高乔宏志教授的指导下进修，1997年“下海”，当过大公司的法律首席顾问，1999年转战清华，完成其大学毕业后最大的一次“战略转移”。如此丰富的经历，使得张老师在学术和实务两个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此书正是这些年张卫平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缩影。此书在法学专业学生网上投票评选十大诉讼法之“宝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可笔者认为此书的学术价值还远远不只此种认可的程度和范围。在当今民事诉讼法理论专著中，还鲜有论述能超过此本著作中对民事诉讼法理和制度构建的论述，故吾极力推荐此书，并将张卫平教授这本理论著作视为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宝典”级著作，值得细读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