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


　　１９９７年１月２０日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公路路政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路路政管理，保护公路路产路权，保障公路完好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专用公路，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或者其他方式投资修建的公路，均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以下简称公路路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占和破坏。
　　第四条 公路路政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综合治理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路路政管理工作的领导。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公路交通事业。各级公路管理部门负责各自管辖路段的路政管理工作。专用公路的路政管理工作由专用单位负责。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各自职责，积极配合做好公路路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公路路产、路权的义务，对侵占、破坏公路路产和侵犯公路路权以及不依法进行路政管理的行为都有制止、检举的权利。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六条 公路管理部门的路政管理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实施有关公路路政管理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维护公路、公路桥涵、隧道、渡口的养护、施工作业的正常秩序；
　　（三）实施公路路政巡查，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各种违法行为；
　　（四）管理和保护公路路产，维护路权，对违反公路路政管理的行为有权制止并依法进行处罚；
　　（五）负责设置、维护建成公路的标志、标线；
　　（六）依法实施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管理，取缔违法建筑设施；
　　（七）审理从地下、地面、空中穿（跨）越公路的其他建筑设施事项；
　　（八）负责对超过公路、公路桥梁、隧道、渡船限载、限高、限长、限宽标准和超过载重质量（以下简称超限）的运输车辆及公路状况进行监督管理；
　　（九）审批铁轮车、履带车等上路行驶有关事项；
　　（十）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七条 下列行为由省公路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一）国道、省道、县道经营使用权或者产权变动等；
　　（二）国道、省道公路行道树的采伐、更新；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报批的有关事项。
　　第八条 下列行为由省公路管理部门审批，需有关部门审批的报请有关部门：
　　（一）在国道、省道上设置立交、平交道口、埋设各类管线、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槽、牌楼等；
　　（二）跨地、州、市及跨省、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区域的超限运输；　　 （三）因国家建设确需占用、利用公路路产期限在３０日以上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报批的有关事项。
　　第九条 下列行为由市、自治州、地区行政公署公路管理部门或者省属公路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管理范围进行审批，需有关部门审批、备案的，报请有关部门审批、备案：
　　（一）乡道经营使用权或者产权变动；
　　（二）在县道、乡道上设置立交、平交道口、埋设各类管线、修建跨越公路的桥梁、渡槽、牌楼等；
　　（三）跨县（市、区）的超限运输；
　　（四）因国家建设确需利用、占用公路路产期限在３０日以内的；
　　（五）县道、乡道公路行道树的采伐、更新；
　　第十条 除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的行为外，其他行为由县、市、区公路管理部门或省直属公路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进行管理。
　　第十一条 公路路政管理人员执行公务时，应着标志服装，持国家或省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件。用于公路监督检查的专用车辆，应当设置统一的标志和示警灯。

　　第三章 路产管理

　　第十二条 在公路两侧边沟、截水沟、边坡以外各不少于１米宽的土地，以及用于建设、养护公路和公路附属设施的其他土地为公路用地。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公路用地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因公路改线而不再行驶车辆的旧公路，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调换公路建设用地或者改作公路料场、绿化等附属设施的用地。
　　第十三条 在公路、公路用地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棚屋、摊点、维修、洗车、加水、加油场点和电杆、变压器、广告牌、招商牌、标牌及其他非公路设施；
　　（二）进行集市贸易，举办物资交流会等商业性活动；
　　（三）挖掘公路路基、路面、边坡、采矿、取土、挖砂；
　　（四）填埋、堵塞、损坏公路排水系统或者利用公路桥涵、排水沟等设施引水灌溉、排放污水、筑坝蓄水、设置闸门；
　　（五）堆积、抛撒、焚烧污物及其他类似行为；
　　（六）盗窃、迁移、破坏、损坏、涂改公路标志、标线及测桩、界桩、护栏、花草树木等公路附属设施；
　　（七）铺设妨碍公路安全畅通的空中或者地下管线；
　　（八）其他侵占、破坏、损坏、盗窃、迁移、污染公路路产的行为。
　　第十四条 在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封闭的二级公路上，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平交道口；
　　（二）铁轮车、履带车、未封闭的垃圾车、拖拉机和非机动车辆等行驶；
　　（三）冲闯站卡、拒绝缴费；
　　（四）其他侵占、破坏、损坏、盗窃、迁移、污染公路路产的行为。
　　第十五条 在大中型公路桥梁和渡口的上、下游各２００米，小型桥梁的上、下游各５０米，公路隧道上方和洞口外的１００米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采挖砂石、淘金、开矿、修筑堤坝、压缩或拓宽河床、烧荒、刷坡、爆破、取土、伐木及其他类似行为；
　　（二）倾倒垃圾、污物、堆放物品、停放装载危险品的车辆以及其他类似活动；
　　（三）铺设输送易燃、易爆、易漏和有毒物品的管道及其他妨碍公路桥梁、渡口、隧道安全畅通的行为。
　　第十六条 严禁乱砍滥伐和损坏公路行道树。不论树权属谁所有，需要采伐更新时，按本条例第七条、第九条有关规定办理。禁止利用公路行道树架设电线、悬挂各种标牌等有损树木生长的行为。
　　第十七条 因修建铁路、机场、通信设施、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征得有关公路管理部门的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须征得有关公安机关的同意。占用、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该段公路原有的技术标准予以修复、改建或者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十八条 修建跨（穿）越公路的各种桥梁、渡槽、管线、牌楼等设施须经公路管理部门同意；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需征得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同意。
　　第十九条 在公路上不得擅自增设交叉道口。确需设置的，必须经公路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建设单位修建交叉道口，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公路技术标准。
　　第二十条 超限车辆，不得任意通行；确需通行的，超限运输承运人应按分级管理原则向公路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按规定缴纳路产补偿费或技术保护措施费。妨碍交通的，还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超过规定核载质量的货运车辆禁止通行。经过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公路管理部门可以在公路上设置测重装置。
　　第二十一条 除农业机械因当地田间作业需要在公路上短距离行驶外，铁轮车、履带车和其他可能损害公路路面的机具，不得在公路上行驶。确需通行的，必须经有关公路管理部门同意，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按照公安机关指定的时间、路线行驶。对公路造成损坏的，应当按照损坏程度给予补偿。
　　第二十二条 在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外从事开山炸石、采矿、取土和施工作业，不得危及公路路产安全；采矿作业不得在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进行，矿井不得穿越公路。确需穿越的，应经公路管理部门批准，造成路产损失的，须赔偿损失。
　　第二十三条 通过公路渡口的一切车辆和人员，应当遵守公路渡口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在公路施工和养护时，应当保障车辆通行，并设置明显的标志。过往车辆及人员应当服从管理人员的指挥。如需中断交通或绕道通行的，须经公路管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公路管理部门必须采取保证车辆安全通行的措施，并发布通告。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桥头、渡口、隧道口擅自设置检查、收费站、卡，确需设置的，应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过往车辆通过批准设立的站、卡应按规定缴纳通行费或接受检查。
　　第二十六条 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对涉及损坏公路路产的，应配合公路管理部门按有关规定作出赔偿处理。公路管理部门应配合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禁止在公路上打场晒粮、摆摊设点等妨碍公路安全畅通的行为。

　　第四章 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

　　第二十七条 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是指永久性建筑物或者工程设施边缘与公路边沟（坡顶截水沟、坡脚护坡道）外缘的最小间距：国道不少于２０米，省道不少于１５米，县道不少于１０米，乡道不少于５米。其中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封闭的二级公路不少于３０米，立交桥、通道不少于５０米。除公路防护、养护需要的以外，禁止在公路两侧的建筑控制区内修建建筑物或地面构筑物。在公路弯道内侧和平交道口附近修建建筑物，其距离必须满足行车视距的要求。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的土地、城建、规划等有关部门在编制城市、村镇规划，审批建设项目，办理土地征用等手续时，涉及公路路政管理的，应事先征得公路管理部门同意，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在公路两侧开发和建设时，不得填埋公路路基、边坡和公路排水系统，并应设立独立的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
　　第三十条 在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内、公路用地以外设置各种广告牌、招商牌及其他标牌，必须经公路管理部门批准，统一规格并与公路景观相协调。
　　第三十一条 公路通过城市规划区的，公路两侧建筑控制区应按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办理。通过乡镇的，仍按本条例规定办理。对已成为城市道路的国道、省道，因城市建设确需绕城改线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对公路改道作出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凡违反本条例，造成公路路产损失的，须缴纳赔偿费。逾期不交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追缴赔偿费金额５‰的滞纳金。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单位和个人，公路管理部门有权分别情况予以查处：
　　（一）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一）、（四）项、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纠正，恢复原状，返还原物，赔偿损失，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工具。未造成公路路产损失的，可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已造成公路路产损失的，可并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所得，补载保证成活的盗伐株数１０倍的行道树，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他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三）对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补办手续，补缴有关费用；情节严重的，可并处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对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三）项、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车辆，由公路管理部门责令其补办有关手续，可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五）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公路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纠正；逾期不纠正的，依法强制拆除其违法建筑，并视其情节轻重，可并处２万元以下罚款；
　　（六）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遵循谁批准、谁负责的原则，由批准者负责取缔并恢复原状。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对公路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公路造成较大损害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报告公路管理部门，接受公路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后方得驶离。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公路管理部门给予的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公路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公路路政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公路管理部门及其路政人员违法或失职造成当事经济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占用费、补偿费、技术保护措施费及赔偿费的具体标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徐凌云 陈文茜
内容摘要：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在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有儒家 “以德去刑”的“德治”思想，法家先驱管仲立足于经济的犯罪预防理论以及以商鞅为代表的战国法家“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犯罪预防观。在实践上，历朝在基层社区治安管理机构的实践、加强户籍管理以及在维持社区治安所采取的手段上都有丰富的实践。所有这些对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工作应该说有所启迪，但不能将其看作是今天社区警务的源流。
关键词：社区警务 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
社区警务这一现代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以来，风靡全球警界，对各国警务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八十年代，其理念和方式才“舶入”我国。近年来，它与我国公安工作的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其实施的效果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无论是警界还是研究治安工作的学者，对社区警务“趋之若骛”也就在情理之中，笔者也自然不敢免俗。在众多研究社区警务问题的著述中，也有少量着眼于社区警务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从西方国家警务历史中探求社区警务的起源和发展，有的则认为社区警务应该起源于我国古代：认为从我国古代法律思想家的著述和古代封建国家维持社会治安的某些制度和做法也可以探询到今天社区警务的某些痕迹，从而认为我国早就存在着社区警务的制度及其实施。寻根求源自然有助于加深对一个问题的理解，但寻根求源应首先立足于问题的内涵和实质，而不能在茫茫史海中简单地牵强附会。有关社区警务的起源应该不是难解的问题，“自西方舶入”应该是大家的共识。但让其很好地植根于我国，为维护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自然不能脱离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警务。笔者也正式基于这样的理念，希冀探求社区警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某种联系，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精华，为建立新型的社区警务制度提供借鉴。
一、 儒家的“德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其法律思想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其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强调“德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以德”、“以德服人”。这里的“德”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当然符合统治阶级意志的道德、品行仍然占大多数内容。儒家认为，德和刑都是主要的统治方法，但应该以德为主，刑罚只是德政的辅助手段。汉代大儒董仲舒更是提出了“大德而小刑”的思想。历代儒家无一例外地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教化的力量大于刑杀，其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统治者仅用政令和刑罚手段来治理人民，虽然可以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懂得犯罪的可耻；如果用道德感化并加强礼教，百姓就会感到犯罪可耻而愿顺从，从而得以在根本上预防犯罪的发生。儒家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倡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的言行，让民众懂得所谓的“孝悌之道”、“忠恕之道”、“爱人之道”，并提出“有教无类”，主张不分贵贱等级对民众进行教育。希望通过长期的道德教化使社会充满“礼让”精神和“仁爱”精神，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达到其所谓理想的“无讼”的境界。当然儒家所谓的道德教化，不过是向人们灌输宗法伦理思想和等级观念，其本身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和消灭犯罪现象，“以德去刑”，以达到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的目的。
诚然，儒家提倡的“德治”思想，不过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一种统治哲学，其思想内涵和实质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德治国”大相径庭。但其中的一些思想精髓也不能说没有借鉴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不仅是治国方略，也是我们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指导思想。现代社区警务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宣传教育，集合警界和社会的力量来共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不仅单纯依靠对违法犯罪的惩罚，还必须通过道德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从而遏制违法犯罪的源头，这也是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社区警务
与儒家思想不同，法家在预防犯罪、维护统治的理念上，提出了与儒家的“德治”针锋相对的“法治”。当然法家的先驱者们也曾经十分重视道德规范在治国理民中的重要作用，管仲就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犯罪预防理论。他把“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认为人人都有廉耻之心，遵守礼义法度，才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但他反对空谈礼义廉耻，认为只空谈礼义法度无补于时艰，要注重礼义法度得以贯彻实施的基础。指出只有满足人民的生存欲望，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使人民免受冻馁，才能谈得上礼义廉耻，礼义法度的贯彻和社会秩序的实现才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民的生存问题尚无着落，要求他们遵守礼义法度，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这种立足于经济的预防犯罪理论，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在当时提出是难能可贵的。由此联想到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也必须关注社区的经济环境，积极参与社区的经济建设，关心社区群众的生活，才能调动最大多数的力量，从而达到群防群治的目标。
与法家的先驱人物不同，后来的法家在预防犯罪理论方面却走上了“重刑主义”的道路。以商鞅为代表，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认为只有加重刑罚才能使“民莫敢为非”而“一国皆善”。嘲弄儒家的以德服人是以德致刑，认为“德生于刑”，刑罚运用的本身就是君主爱民治国的“大德”的表现，从而与儒家的重德轻刑论划清了界限。为了实现其以重刑预防犯罪的“以刑去刑”的理论，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说，即加重轻罪的刑罚。他认为：“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为了达成其重刑主义，首创了“族刑连坐”的处罚办法。所谓“连坐”，就是指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者其他有关人同受刑罚。《史记-商君列传》中说：商鞅“令民为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此外，为了进一步预防犯罪，他还提出“刑用于将过”、“细过不失”，主张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认为“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在商鞅看来，人们犯了罪时才用刑罚，犯罪的行为就不能禁止；只有把刑罚用在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罪恶才不会发生。显然，处罚“将过”，实际上是按照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照人们的行为来定罪。至于“细过”，那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可以采取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而不必诉诸刑罚。对“细过”也给以刑罚，这就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犯罪预防理论上，法家的“重刑主义”和儒家的“以德去刑”、强调道德教化显然是针锋相对的。其重刑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终究未能实现秦王朝的长治久安。以此为鉴，我们在预防犯罪的过程中，单纯依靠我们的警力，仅通过打击和惩戒违法犯罪行为，实践证明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深入群众，通过广泛的道德、法制宣传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才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标。这也是我们推广社区警务的原动力。
三、 中国古代类似社区警务的丰富多彩的基层治安管理制度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注重维护京畿首善之区的社会治安外，都十分重视全国各地区社会基层的治安管理。在奉为正统的某种法律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的、丰富多彩的措施和制度。这些制度和措施无疑带有历史和阶级的烙印，在当时主要是用来钳制广大劳动人民的手脚，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看来理应作为糟粕而被扬弃，但某些做法对我们的社区警务工作也不失为启迪。
1、 较为固定的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
春秋时期，古代各诸侯国在行政区划上逐步由采邑制向郡县制发展。县开始设置在新兼并的边远地区，至战国时的秦国商鞅变法时，始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自秦王朝建立至清末，县成了中国2000多年来最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县设县令，负责一县的民政与治安，尽守土之责。下设县丞和县尉作为县佐，其主要职能是刑事司法方面的职能，主管治安捕盗。县以下还设有乡、亭等派出机构，乡置三老、啬夫、游缴等乡吏，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缴掌捕盗及治安。在乡以下还设有里，里以里正或里典作为主管人员，是乡辖管下的社区基层治安组织。里以下还有什和伍，即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后汉书-百官制五》：“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可见什、伍的编制主要是用以让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相互告奸、监督，以达到维持一方的治安稳定。至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甲成为里以下的非常固定的基层治安组织，并以此形成了一整套的保甲制度，后文将详述。
此外，中国古代社区基层治安管理机构中，还有一种叫“亭”的组织机构。“亭”有两种，一种是设在社区中的“亭”，设在城市中的为街亭，在乡村中的为乡亭。亭有亭长，直接由县令负责。另外一种“亭”与古代邮传有关，设在驿道，既为官吏及行旅之人停留、栖息之所，也负有维持治安、防盗禁盗的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治安警亭。两种亭都可以说是带有社区基层治安性质的机构。
2、 严密的编户齐民制度是中国古代维护社区治安的重要措施
中国在上古三代就有人口登记的相关规定。至战国时期，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适应君主集权专制需要的户籍管理制度，即前文所述的“五家为伍，十伍为里”的户口登记。特别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将全国百姓按什伍的单位进行编制，并实行成年男子强行分户的做法。随着秦统一中国，这一制度成了户籍管理的模式。在汉代，则有了更加严密的编户制度，在官府所掌握的户籍中，比较详细地登记了所属居民的年龄、性别、社会关系、土地财产以及身长、肤色的外部特征，作为征收赋税和徭役的根据，而当人民逃亡时也作为缉捕的线索、在维护社区治安方面发挥作用。在秦汉时期，户籍制度更是和什伍连坐的处罚制度结合起来，使户籍有了特定的社会治安功能。而正是由于户籍制度在治安方面的如此强大的功能，历代统治者都把户籍管理视为社区基层治安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竭力加以完善，以适应治安的需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中，加强新形式下的社区户籍管理，特别是对社区内流动人员的户籍管理，仍然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3、 联保连坐和保甲制度等维持社区治安的超强制的手段
如前所述，秦自商鞅变法起就实行了什伍连坐法，即将五家或十家结为一体，使之互相监督。若发现有“奸人”、有不轨的人和事，必须及时报告官府，或自行制止，否则一律同罪连坐。这是强制人民参与制止犯罪，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手段。至宋代，这一联保连坐制度发展为保甲制，在法律上继承了前代的连坐法，并予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宋神宗熙宁三年，采纳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建议，在京畿地区推行保甲法，规定凡畿内居民，无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为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别设立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外来居民入保者，可暂时编入同保。新增民户达到十家，则另立一保。一户居民有两丁以上，依法抽取一人充当保丁。保丁根据需要自备弓箭兵器，以使练习武艺，制止犯罪。每一大保每夜轮流选派五名保丁值勤，主要负责警戒盗贼。同保内犯有“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者，依法予以制裁。保甲作为乡村的社会组织，在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基本固定下来，在有的地方甚至取代了原有的乡里组织。这种制度很显然是一种超强制的治安措施，他使得人人得以相互监督、互相猜疑提防、制造矛盾而人人自危。它以社会和人际关系的高度紧张这种扭曲的心理来维系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最能够适合统治者维护社区基层治安的需要，因而为以后历代所效仿。元、明时期的里甲制度以及清代的保甲制度都是宋代保甲制的翻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今天、描绘未来。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中，既有应该扬弃的糟粕。也有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精华。确实，综观我国古代各朝的基层社区治安管理以及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社区警务思想和实践探索。这些思想和实践可以给我们今天开展社区警务工作以某些启迪，但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产物，与我们今天的社区警务无论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内容上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因此而认为社区警务就是起源于我国古代。不解决这个误区就不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推广社区警务模式，也就不能利用它为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参考书目：
1、 叶孝信主编 《中国法制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 海英主编 《社区警务教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
3、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律史》 法律出版社 1995
4、 张晋藩主编 《中国法制史》 群众出版社 1998
5、 李贵连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马小红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7、 陈宏冬主编 《中国法律思想史》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作者单位：徐凌云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文茜 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治安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