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


关于批转塔城地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塔行办发[2009]115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地区有关部门：
　　地区水利局制定的《塔城地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已经行署同意，现批转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ＯＯ九年九月八日


　　
塔城地区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区农村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确保工程良性运行和长期发挥工程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利部《关于村镇供水工程管理的意见》、《村镇供水单位资质标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塔城地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地区行政区域内为解决农村人畜饮水而兴建的各类供水工程。农村饮水工程是指为解决乡（镇、场）、村居民生活用水工程，包括乡镇、场（定居点）集中供水工程、单个行政村或自然村的集中供水工程、分散供水工程（单户或联户供水工程）。
　　第三条 地、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农村饮水工程的行业管理部门，按照政府引导、行业指导、群众主导的原则，对各项饮水工程明晰产权，落实管理主体，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工程运行管理、水价核定、计量收费、养护维修、水源保护、水质监测等各项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障工程正常运营，不断提高供水效率。
　　地、县（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卫生、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负责农村饮水工程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农村饮水工程运行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以保障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安全为目标，以提供优质供水服务为宗旨，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村供水工程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管理专业化，供水商品化，服务社会化，促进工程良性运行。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根据投资渠道、工程规模等，实行不同的管理责任制。农村饮水工程由下列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农村饮水管理者）实施管理：
　　（一）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在200立方米以上的农村集中饮水工程，由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成立的农村供水管理总站或分站负责管理。
　　（二）国家投资或者以国家投资为主建设的日供水能力在200立方米以下的集中或者分散的农村饮水工程，由县（市）农村供水管理总站委托工程受益范围内的乡镇、村（队）或者用水户协会负责管理。
　　（三）单位投资或者以单位投资为主建设的农村饮水工程按工程规模执行本细则第五条第（一）或（二）进行负责管理，个人投资或者采取股份制等形式投资建设的农村饮水工程，由投资主体自主管理。
　　第六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助或者投资建设农村饮水工程。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农村饮水工程，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多种方式进行经营管理。
　　第七条 农村饮水工程用地需要使用国有土地的，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经依法批准，实行无偿划拨。农村饮水工程用电实行农业灌排电价。
第三章 运行机制
　　第八条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实行管理单位和管理负责人的目标责任制，按管理程序，依法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
　　第九条 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的用人制度。供水站（厂）人员依《村镇供水站定岗标准》，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确定。负责人由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选任或通过公开竞争方式选任，定期考评。供水站其他管理人员按照供水站岗位要求，公开择优聘用，持证上岗。
　　第十条 供水站（厂）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行为，在确保安全生产和正常供水的基础上，对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业务培训和考核，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第十一条 农村饮水工程，主体工程的养护和维修资金由管理单位负责多渠道筹措解决，入户工程由农户维修。
　　第十二条 农村饮水工程要落实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设备操作规程、定期维修保养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管理责任人应定期对机井、供水构筑物、管道等设施进行养护及更新改造。对机电设备经常保养，做到每季度一小修，每年一大修，确保设备完好，运行正常。
　　对规模较小、不具备自行维修和维护能力的饮水工程，可以委托当地供水管理部门或有资质的工程维修服务公司定期维修，逐步实现维修、维护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
　　第十三条 农村饮水工程要建立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归档资料包括：供水工程竣工报告、工程招标合同、设计文件、图表、验收文件、工程决算、财产清单等文件；供水工程运行中的水质监测记录、水源变化记录、设备检修记录、生产运行报表和运行日志等资料应真实完整，并有专人管理。
第四章 水源 水质管理
　　第十四条 县（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要加强对供水水源水质的管理和保护。 供水管理单位按照国家《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的要求，征得环保部门认可后，划定工程供水水源保护区和供水工程管护范围，并按照保护区要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一）以地表水（尤其是河流、水库）为水源时，取水点上游1000米以外的一定范围内都应划为水源保护区，严格控制可能的污染物的排放。
　　（二）在地表水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水域内，严禁排放污水和工业废水及其它可能污染水源的任何行为。沿岸农田不得使用长效或剧毒农药，不得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进行灌溉，不得从事放牧等有可能污染该水域水质的活动。
　　（三）采用地下水源的工程，在水源周围50米范围内（采用浅层水源的工程在10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渗水厕所、渗水坑、粪坑、垃圾等污染源。
　　（三）水厂生产区和单独设立的的泵站、沉淀池、滤池、蓄水池外围30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生活区和修建畜禽饲养场、渗水坑，不得堆放垃圾、或铺设污水渠道，应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和绿化环境。
　　（四）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从事的其他行为。
　　第十五条 县（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并向社会公布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在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爆破、勘探、开采危害水工程安全、污染水源的活动。
　　第十六条 农村饮水工程的管理者应当定期对水源工程、供水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保障正常供水。因检修和维护等原因停止供水的，应当提前告知用水户。可能影响到水质变化的，应在检修维护中确保水质安全，供水前应进行必要的水质检测。
　　第十七条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要建立以水质为核心的质量管理体系，按照《村镇供水单位资质标准》要求，定期对水源水、出厂水和管网末梢水进行水质检测，保证供水工程受益范围内生活饮用水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一）日供水量大于1000立方米的供水单位应建立水质化验室，配备与供水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及仪器设备；日供水量大于200立方米至小于1000立方米的供水单位应具备基本的检验能力；日供水量小于200立方米的供水单位应有人员负责水质检验工作。
　　（二）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供水工程，每年对出厂水水质进行一次全分析检测；每季度对出厂水水质进行1次7项指标（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值、余氯、耗氧量）检测；每天对出厂水水质进行1次5项常规指标（浊度、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余氯）的检测；
　　供水人口0.2—1万人的供水工程，每年对出厂水水质进行一次全分析检测；每周对5项常规指标进行1次检测。
　　供水人口0.2万人以下的供水工程，每年对末梢水水质进行一次全分析；每月对5项常规指标进行1次检测。
（三）供水工程应有防污染设施，每年应进行1次彻底的消毒处理。
（四）检验结果应详细记载，每季（年）度汇总上报县（市）供水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县（市）卫生部门与水利部门应加强沟通和工作配合，落实人员、任务和责任，加强对饮用水水源、水厂供水和用水点的水质监测，及时掌握饮用水水源环境和供水水质。
　　第十九条 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成立应急指挥机构，建立技术、物资和人员保障系统，落实重大事件的值班、报告、处理制度，形成有效的预警和应急救援机制。
第五章 供水管理
　　第二十条 县（市）农村供水管理总站，负责全县（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农村供水管理总站可根据实际情况，分区域设立管理分站，负责该区域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从事农村供水工程管理、维护、维修服务的单位及人员进行技术考评、资质评定及从业资格管理，并对其经营行为和服务质量进行规范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集中供水工程新增供水的单位和用户，应向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缴纳一定的增容费，再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勘查、规划、设计和安装，其费用全部由申请单位和用户自理。
　　第二十三条 用水户不得擅自在农村饮水工程管道上另行接装管道。需要接装的，须征得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的同意；未经同意擅自接装，对农村饮水工程和其他用水户造成损害的，要予以赔偿。
　　第二十四条 新建、改建、扩建公路、铁路、输油输气管道等各类工程，需要穿越、跨越农村饮水工程的，应当对工程建设期间、运行过程中可能对农村饮水工程造成的危害进行论证，并编制饮水工程保护方案，报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经审查同意后方可施工。
　　新建、改建、扩建公路、铁路、输油输气管道等各类工程，对农村饮水工程水源或者供水设施造成损害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二十五条 集中供水应实行承包责任制、岗位责任制，明确管理人员的责、权、利。单村供水工程应成立村民评议委员会，接受用户监督，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供水管理人员的报酬应和经营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
　　第二十六条 地、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对供水站进行检查、考核和评比，开展供水工程达标活动。考核内容按下列进行：
　　（一）供水工程管理机构明确，人员配备到位，水厂管理工作规章制度健全；
　　（二）供水水源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依法划定了水源保护区，设置明显的保护标志；
　　（三）供水水质检测资料齐全，水质检验的综合合格率不低于95%；
　　（四）定期对供水设备、设施进行检修和维护，供水保证率不低于90%；
　　（五）设备完好率不低于90%，管网的漏失率不高于10%；
　　（六）农村供水工程水价非贫困县达到供水成本价，贫困县水价不低于供水成本价的80%；
　　（七）农村水厂执行国家财务制度，未发生挤占、挪用水厂资金等问题；
　　（八）供水站在运行中操作无误，管理安全，无事故；
　 （九）供水站站区，清洁卫生，环境优美，站容站貌美观，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第二十七条 供水管理站和管理人员应确保工程受益对象的饮水需求，保质保量及时供水，使用户正常饮用安全水、卫生水。
第六章?水价、水费计收和管理
　　第二十八条 农村饮水工程水价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水价管理有关规定，按照 “补偿成本、合理受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兼顾用水户承受能力确定和调整。
　　第二十九条 供水工程的水价由成本和费用等构成。供水成本包括以下部分：
　　（一）供水工程运行人员、维护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补助工资以及按规定计提的职工福利费等；
　　（二）支付使用上游水利工程的供水水费或按规定交纳的水资源费；
　　（三）提水及加压等机械所耗用的燃料及动力费；
　　（四）日常维修管理及净化处理所用的材料费用；
　　（五）按规定提取的折旧费和大修理费；
　　（六）供水生产运行管理中所发生的办公费、差旅费、邮电费、劳动保护费、管理用房维修费、水质检验费等；
　　（七）按规定应列入供水成本开支的其它费用。
　　　第三十条 日供水能力200立方米以上集中农村饮水工程的水价，由县（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核定、调整方案，听取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和用水户的意见，经地区发改部门审核，报行署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一条 日供水能力200立方米以下集中农村饮水工程及分散农村饮水工程的水价，由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核定方案，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十二条 单位集体、个人投资农村饮水工程的水价，由工程受益管理者与用水户协商确定。
　　第三十三条 因核定、调整的水价不足以补偿供水成本的，由批准方案的人民政府予以财政补助。
　　第三十四条 农村饮水工程供水实行定额管理，计划用水，供水管理单位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计量到户或计量到村，按方收费；对超定额、超计划用水的，实行累进加价收费。
　　第三十五条 工矿企业、服务业通过农村供水工程用水的按成本加利润计收水费或按总产值的比例计收。
　　第三十六条 为补偿水费不足和降低群众水费负担，根据实际情况，有条件的供水站（厂）可发展林果业、养殖业和种植业，实现折旧费、大修基金的积累补充，建立“以水养水、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
　　第三十七条 用水户应当定期向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缴纳水费。无故拖延或者拒缴水费，经催缴仍不缴纳的，可以采取减量供水等限制措施。五保户或者生活困难的用水户，无力缴纳计划用水量水费的，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缴；免缴的水费，由批准免缴水费的县（市）人民政府予以财政补助。
　　第三十八条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收取的水费，应当主要用于农村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维修、更新改造等。水费由供水站或其委托的单位、个人计收，计收水费要使用水费专用票据。
　　第三十九条 供水站要加强财务管理，执行国家的财务会计制度，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实行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摊派、截留和挪用水费。要推行水费民主决策制度，以保证水费的合理、高效利用。
　　第四十条 农村饮水工程管理者应当实行管理事务公开，对用水户登记造册，定期向用水户公示农村饮水工程的供水量、水质、水价、水费收支等信息，接受用水户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七章　奖 惩
　　第四十一条 县（市）人民政府和水行政管理部门应认真贯彻本办法，对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水工程建设和管理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供水管理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可处以停止供水，对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一）私自接水窃水者；
　　（二）拒不交纳水费者；
　　（三）私自拆迁供水设施者；
　　（四）毁坏供水设备设施者；
　　（五）切断电源、水源，影响供水站运行者；
　　（六）破坏水源、污染水质者。
　　第四十三条 除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以外，供水工程停水应在最短时间内修复，无故延期修复者，有关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因设备检修等原因需要停水者，应对用水户预告。
　　第四十四条 供水管理人员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部门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离岗位，无故停水断水者；
　　（二）玩忽职守，违章操作，致使设备损坏，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者；
　　（三）贪污挪用水费，或以权谋私者；
　　（四）对水源水质监管不力，酿成恶果者。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细则农村饮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细则由地区水利局负责解释。县（市）水利局可根据本细则制定水厂管理办法。
　　第四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论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宋绍青

内容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它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自二十世纪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受到了限制。本文从法律实证，现实功能及理论基础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问题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非是对此原则的根本否定，而是作为一种修正使这一原则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格式合同 附随义务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的合同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诚实信用及以它为基础的附随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强制性缔约等规则和制度的出现，使以合同自由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契约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会起什么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本文首先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一番思考。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探析
合同自由原则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1] 合同自由原则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规定以保护自由竞争。同时，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主张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给予法律效力。这种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2] 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适应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近代私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论。同时，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 的经济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人必须与市场打交道，参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环节。由于人们生产、生活与市场的联系不可分离，人们逐渐认识到商品价格是按照供求关系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于是人们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购买或出售商品以获得利润来促进自己经济实力的壮大。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许多行业还是简单的手工操作和个体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大多数商品交易的主体都是个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进行交易过程中还无法利用个人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差距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时人们就假想每个人的权利能力完全平等，统称为自然人，对于社会各种组织团体，无论其大小强弱而统称为法人。它们都是社会市场活动中平等的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相对方当事人，按照市场的规则，并借助于自己的技能和判断能力，讨价还价，进行谈判。这种自由自主的交换不仅能提高财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整个交换过程增值，而且能使交换双方达到各自交换主体当初预定目标。在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自由经济实体自由地参与市场的生产、交换等环节，每个主体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实现了交易的公平、公正。所有这些经济活都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奠定实践的基础，推动了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19世纪早期第一部典型的反映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使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正式的确立。[3]
合同自由原则又称契约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有依合同负担义务并强制之履行的自由。此原则有两个含义：首先，在私法关系中，个人取得权利义务应基于个人意思表示；其次，个人意思之行动，应有其自行决定的自由。[4] 合同之精髓在于当事人自由意志，只要不违反法律及公共秩序，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合同自由，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决定对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形式等。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即确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当事人完全依自己的意愿确定合同内容，此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即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并且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均有权排斥和拒绝公共权力的干预。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欧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加强了世界经济的联系和融合。
但是，这种自由经济下的契约自由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是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在扫除封建制生产方式，发展商品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出现，这种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契约自由，在假想理论指导下的契约自由，也有其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这种契约自由，合同自由，是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自由经济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不论自然人或是法人，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自由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法官裁判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或合同约定内容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履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等在所不问。[5] 古典契约理论就是用抽象的规则来调整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前提下适用的。这在经济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人的自由竞争时期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随着工业的突飞猛进，商业的日益发达，各主要工业国均告别自由竞争而进入垄断阶段，经济活动主体已由个人为主的时代转向以大公司、大企业及垄断组织为主的时代。那种假想自由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已经动摇。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技术条件不同，科技含量不等，市场信息不对等，国家支持程度不同等，这都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强烈的不平等。[6] 虽然形式平等，但达不到实质平等、公正，只会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契约自由的公正性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大量标准合同开始取代自由协商而得来的具体条款，越来越多的标准合同条款是以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方式提交给当事人的，为避免这种现象导制社会的不公正，限制合同自由就成为必然。这种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迫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的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契约自由以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则。下面笔者就提出几种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㈠ 强制性缔约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学说、判例中，默示条款，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等，使得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对传统契约理论冲击最大的当数强制性缔约 的 出现。强制性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7] 换言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就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缔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实际生活中，强制性合同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两种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对他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无权拒绝。比如存在于公用事业的强制缔约，邮政、电信、电业、自来水、铁路、民航等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8](P77) 其二，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当事人决定订立合同，他无权选择合同相对方当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卖房屋，承租人凭借优先购买权向其发出购买要约。前者被称为绝对的强制合同，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律直接为一方当事人设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约必须承担的义务。后者被称为相对的强制合同，因为此时法律规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要约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实行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利用强制缔约来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实力强弱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方面的影响；还由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弱者利益无法实现，导制社会不公正。而国家干预合同订立过程，干预合同自由原则，发挥社会协调平衡能力，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最大公平。强制缔约义务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这里对从事公共运输承运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主要是由于这些承运人往往具有独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旅客和托运人除了这些承运人之外，无法找到别的合适的合同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无法选择另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强制这些承运人与旅客订立合同，就会导制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经济生活的非正常进行，无法保护广大的弱者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角色。这种强制缔约义务规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现代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㈡ 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条款是我国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种规则条款，其实质是方便合同订立，节
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规制合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 4
式合同（the Regulation Of Formula Articles)又称标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固定形式的要约，并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无差别地完全接受，以此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9] 格式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协议，它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规则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格式合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便平等地无差别地适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再与另一方当事人协商合同内容的增减变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另一方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拒绝。
格式合同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使许多商品采取机械化制造，大宗交易方式，由于各种交易活动的不断重复运用，逐渐使某些合同条款固定下来，演变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为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订立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顺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为订立合同内容而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合同的存在，使订立合同过程成为一个合同审查过程而不是繁琐的合同制订过程，有效地减少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订约磋商和合同签订的时间，降低合同当事人的签约成本；[10] 同时另一方当事人通过对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有关免责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规定是否适当，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诉性等方面的审查，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平等，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⒉ 这种格式由于是由各经济主体在商业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常使用于商业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其各条款漏洞少，能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⒊ 格式合同作为要约形式其内容一经确定，便相对稳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对格式合同不加拒绝的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地无差别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给所有的相对人平等无歧视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合同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将合同的内容提前制订好了，相对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合同，而不没有与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的自由，这样看起来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实际上只限制相对方订约自由，相对方除了接受或拒绝合同外，别无选择，这就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别是当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生活、生产而必须购买另一方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时，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条款，如果不与另一方签订合同而与另外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就可能会因路途遥远、开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偿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合同。笔者分析认为：这种格式合同是在国际或国内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订立合同的形式，国家并没有干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行为，其实质还是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肯定。但是这种格式合同很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控制的表现。在原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力不对等的合同当事人，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只能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导制社会的不公正。导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垄断阶段表现得更为强烈。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实行合同自由的同时，力求避免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法律应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这是必经途径。而且，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强制性规定干预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的国家还赋予法官对格式合同效力认定给予自由裁量权。
现代法律对古典合同法的重大变革，这并非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表面看，在格式合同签订过程中，不存在协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一方当事人被迫完全依照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参加合同关系，而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现代法律对格式的规制的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首先,表现出一方当事人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必须按法律对格式合同的要求，按行业规则，拟定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条款任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1] 如法律关于合同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违约责任及救济方式的规定等，在格式合同必须反映出来。其次，另一方当事人虽然没有参与制定格式合同，但他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按法律对格式合同规定的要求，待业规则，交易习惯及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作了全面的审查，审查结果只要符合格式合同制度，没有违法现象及没有明显的显失公平，自己同意签订合同，这就应认定为是双方合意的合同。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平衡了双方当事人权益，既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又体现了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制、引导，而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又格式合同的规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来分析：自由不能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的结果只能导制实际上的不自由。合同自由原则也不可能是绝对无限的自由原则，它也只能在规则、法律范围内起作用。[12] 作为私法的重要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市场经济需要这一原则，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对格式合同的强制性规定，限制性规定等，也只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范和补充。
㈢ 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后被各国立法，判例及学说接受。它的基本含义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尚发生旨在辅助当事人实现其利益和各种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13] 附随义务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不用当事人意思表示直接进入合同中，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而且现代合同法已以仅仅保护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改变为对合同以谈判、订立、履行至终止全过程的调整，突破了传统合同自由原则关于合同内容即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必须当事人双方合意，否则无效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资本迅速集中，继续推行绝对的合同自由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各经济主体是绝对的不公平，其所谓的合同自由只能成为以强凌弱的保护伞，而置现实的社会评价、伦理、利益与实质正义而不顾，越来越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毕竟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个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如何达到双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又能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单纯依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合意或对价决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则被打破了。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14]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从价值趋向与社会价值趋向结合的新潮流。合同自由原则除了对市场经济起积极作用外，它所带来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导制当事人实际上的不平等，当事人可能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也因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风光不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15]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需要按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合同，而且还要承担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合同内容之外的随着合同的进展，而逐渐产生的附随义务，虽然合同未作约定，当事人仍应履行，从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变成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和约束。
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确立，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对现代社会有其重大意义：首先，合同义务由约定义务向附随义务的扩展，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具体明确。其次，附随义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观念，使合同法理论进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随义务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尽力注意义务，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达到当初订立合同的预期目标；同时，使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附随义务的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易环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制度对现代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更应当制定附随义务制度。现今，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虽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缔约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规定。如，一方当事人负有对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再如，一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时，应当合理顾及对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的状况，不仅要承担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义务，而且要配合对方履行义务；承担给对方履行义务时提供便利条件的协助义务。附随义务是现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几种具体制度的阐述，可以知道：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发展，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以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后，以合同为纽带的市场交易的涌现，以及社会各阶段经济状况日益两极分化，使得在新的形势下完全恪守合同自由原则出现阻碍交易的实现，放纵不正当竞争；同时，可能会造成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失，致使社会最终可能丧失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纳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这种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推进了新契约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对契约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甚至对契约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契约自由的过分干预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私法公正就会被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所代替。[16](P250) 如何解决契约自由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人权利的滥用造成事实的上不平等、不公正，而承认公法干预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不是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传统契约自由真实意义恢复。当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发生动摇时，契约自由就越来越偏离自身的正义价值而徒具有形式，这种情况下，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所以在今天强调契约自由的实质正义，并为实现这一正义而对已偏离自身轨迹的契约自由进行规制。正如古典契约理论创立契约自由原则的意义同样重要，古典契约自由进行规则也是为了实现正义，二者的方向和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这是深层的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
二十世纪以来，契约理论的发展道路表明契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从契约法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古老规则的最后改变和新规则的出现都是对契约中某些古老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升华，而且完全脱离为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的规则在不存在的。[17] 因此，契约理论绝对不应当封闭，一成为变，而必须是不断地变更，保持开放的态度。
具体到合同自由原则，其产生和发展与各种对这一原则的限制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发展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如有新的社会实践就会有新的理论突破，产生新的规则。对此我们必须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灵活的市场适应性，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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