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


　　《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1月4日市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一○年一月六日

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管理办法
（2010年1月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5号公布）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上海虹桥商务区的管理，促进上海虹桥商务区的开发和建设，根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区域）
　　上海虹桥商务区（以下简称虹桥商务区）的范围：东起外环高速公路（S20），西至沈阳-海口高速公路（G15），北起北京-上海高速公路（G2），南至上海-重庆高速公路（G50）；其中，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以下简称主功能区）的范围：东起外环高速公路（S20），西至现状铁路外环线，北起北翟路，南至上海-重庆高速公路（G50）。
　　第三条（功能定位）
　　根据国家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虹桥商务区应当依托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以下简称虹桥枢纽），建成上海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新平台，面向国内外企业总部和贸易机构的汇集地，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高端商务中心。
　　鼓励虹桥商务区通过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成为低碳商务区域。
　　第四条（管委会及其职责）
　　本市设立上海虹桥商务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管委会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并依据本办法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与编制虹桥商务区区域规划，组织拟定虹桥商务区产业政策，并协调相关区人民政府、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推进落实；
　　（二）组织协调虹桥枢纽内交通设施管理以及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集散和转换，协调落实应急保障工作；
　　（三）组织实施区域开发，拟定虹桥商务区土地储备计划、方案，指导相关单位实施土地前期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四）指导区域商务功能的开发，促进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完善，吸引投资，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
　　（五）统筹安排虹桥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
　　（六）按照规定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负责或者参与虹桥商务区内相关行政审批工作，为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
　　（七）指导协调相关区人民政府和管理单位履行虹桥商务区的行政管理职责，监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
　　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负责虹桥商务区内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城市基础设施运行等公共事务的管理，并协助管委会做好相关工作。
　　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虹桥商务区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工作机制）
　　本市在虹桥商务区建立下列工作机制：
　　（一）重要情况沟通和重大问题协调机制，由管委会牵头，相关区人民政府、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共同参加，定期对重要情况进行沟通，及时协调重大问题，明确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各方的责任；
　　（二）重要审批催办督办机制，相关区人民政府、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办理涉及虹桥商务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重要行政审批事项，由管委会负责催办督办；
　　（三）重大事项通报机制，对于影响虹桥商务区开发、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管委会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内进行通报。
　　第六条（专项发展资金）
　　本市设立虹桥商务区专项发展资金，用于支持虹桥商务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专项发展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由市发展改革、财政部门会同管委会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七条（产业发展导向）
　　管委会应当会同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相关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目录和相关政策，制定并公布虹桥商务区产业发展导向，并适时予以修订。
　　第八条（规划编制）
　　虹桥商务区规划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管委会、相关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管委会可以根据主功能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需要，组织编制修建性详细规划。
　　虹桥商务区内的民用机场、铁路、轨道交通等专项规划，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编制。
　　第九条（商务区规划控制）
　　虹桥商务区内的土地开发和项目建设应当符合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控制性详细规划未经法定程序调整的，虹桥商务区内的土地、房屋使用性质不得擅自改变。
　　第十条（土地利用及房屋拆迁管理）
　　主功能区的土地储备计划和方案由管委会会同市土地储备机构提出，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报批。
　　虹桥商务区内除主功能区外的其他区域（以下简称虹桥商务区其他区域）的土地储备计划和方案，由管委会会同相关区土地储备机构提出，并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报批。
　　相关区人民政府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征收土地和房屋拆迁的规定，在各自行政区域内负责征收土地、拆迁管理等工作。
　　第十一条（虹桥商务区行政审批事项的委托）
　　管委会接受市、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在虹桥商务区内实施下列行政审批事项：
　　（一）商务管理部门委托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
　　（二）投资管理部门委托的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
　　第十二条（主功能区行政审批事项的委托）
　　管委会接受市、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在主功能区内实施下列行政审批事项：
　　（一）规划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定规划设计要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及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
　　（二）土地管理部门委托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出让等建设项目供地的预审,但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项目占用未利用地的除外；
　　（三）建设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工程项目报建、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审批；
　　（四）市容管理部门委托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审批。
　　主功能区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实施方案，由管委会会同市容管理部门根据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阵地规划编制，按法定程序报批后，作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审批依据。
　　第十三条（行政审批事项委托手续）
　　本办法确定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具体内容，由管委会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签订委托书予以明确。管委会应当将行政审批事项的实施情况报送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四条（其他区域行政审批事项征求意见）
　　市、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批准虹桥商务区其他区域内的下列行政审批事项前，应当征求管委会的意见：
　　（一）规划管理部门负责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
　　（二）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划拨、出让等建设项目供地的审批，但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项目占用未利用地的除外；
　　（三）市容管理部门负责的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审批。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向管委会抄送或者报送上一年度前款所列行政审批事项的目录。
　　虹桥商务区其他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通知管委会参加。
　　第十五条（虹桥枢纽行政管理的组织协调）
　　相关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范围负责虹桥枢纽的地区管理。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范围负责虹桥枢纽内的民用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道路、磁浮、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设施的行政管理。
　　各部门间存在管理职责交叉、管理区域不明等情况的，由管委会负责协调。
　　第十六条（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
　　管委会应当根据本市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要求，组织推进主功能区内的交通设施建设计划，并负责虹桥商务区其他区域内的重大交通设施建设项目的协调工作。
　　虹桥枢纽内的民用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道路、磁浮、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设施的运营管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未明确运营管理主体的交通设施，由管委会会同相关部门确定运营管理单位。
　　第十七条（应急管理）
　　本市在虹桥枢纽设立应急联动机构。管委会应当做好应急联动机构与虹桥枢纽各运营管理单位间的衔接工作，督促相关单位制定应急预案。
　　第十八条（公共事务管理）
　　管委会应当指导协调相关区人民政府加强对虹桥商务区内的公共事务管理，督促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税务、工商、公安、道路、交通、劳动保障、文化、教育、卫生、市容绿化、城管执法、水务、民政、司法行政等方面的工作。
　　第十九条（优惠政策）
　　鼓励在虹桥商务区引进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以及优秀人才。引进人才可以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户籍或者《上海市居住证》。
　　市有关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可以参照适用于虹桥商务区。管委会可以会同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其他优惠政策,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政务公开和服务）
　　管委会应当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将受委托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内容、条件、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及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并免费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管委会应当设立办事机构，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办理行政审批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一条（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是指位于虹桥商务区主功能区，由民用机场、铁路、公路、城市道路、磁浮、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设施组成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第二十二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法律援助若干问题探讨


自前司法部长肖扬1994年1月3日在一份律师工作材料上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以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关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大量出台。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适时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经济困难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目前，各个地方规定的经济困难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这样的标准有其不合理之处。生活在最低保障线以上、却又尚未达到小康水平贫民阶层，遇到法律纠纷但无力聘请律师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改变法律援助在我国为“赤贫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这一异常现象,适当扩大法律援助受援层面，保障所有真正需要帮助的人都能顺利进入诉讼程序,我国应规定更为科学的经济困难标准，并建立相应的配套保障机制。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起源、发展和现状
对法律援助的定义，期刊及论著表述不尽一致。在英国，法律援助被定义为：“在免费或者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在我国，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实质上是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形式，对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再分配，以保障包括社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公民不因经济能力、生理缺陷、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所限制而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达到法律上的真正平等，从而实现社会公平。
法律援助在西方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一个最初由律师自发地对穷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的慈善行为，逐步演化成国家为保障其贫弱公民实现必要诉讼权利的国家行为的过程。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17、18世纪以后，随着近代资产阶级律师制度的产生，一些民间组织如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开始有组织地向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确立，法律援助作为人人都享有的一项政治权利，在世界各国逐渐得到了确认。
二战以后，法律援助已发展和演变成为以国家义务、政府职能为基础的现代法律援助制度。
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纳入了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如英国的《获得司法公正法》及其配套的十几个单行法律援助条例等，美国的《法律援助公司法》等。香港的《法律援助条例》和《法律援助服务局条例》，就是分别对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机构做出的专门立法。
此外，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还被规定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中。
（二）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由国家出资并管理
就刑事法律援助而言，各国主要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的公职律师来承担，或者由政府专设的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委托私人律师来承担。
刑事法律援助以外的援助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国家机关设立由专职律师组成的公共法律援助机构承担法律援助。二是由私人组织和私人律师在国家宏观控制下提供法律援助。三是混合型的，即前两种模式的并行实施，法律援助机构既包括国家设立的机构，也包括私人团体，法律援助人员既包括公职律师也包括私人律师。
在组织管理法律援助的机构上，各国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政府机构管理。二是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管理经费主要由国家拨付。三是由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共同管理。
（三）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援助资金供给制度，使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具有较为稳定的经济保障。世界各国的法律援助均得到了政府的拨款支持，只是程度上存在差异而已。
从现代法律援助制度以上三个特征可以看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最主要的标志是政府通过立法，确立国家承担提供法律援助责任，并对法律援助机构和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我国法律援助现状及存在问题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法律援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至2003年6月底，全国共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2642个，有专职法律援助人员8899人，其中，近50%有律师资格。除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人员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外，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一些社会团体、法学院校的法律援助志愿者，也参与了具体的法律援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自1997年至2003年6月，各级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解答法律咨询641余万人次，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80余万件，有97余万人次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国法律援助现已探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实施办法，确立了统一受理、统一审查批准、统一指派办案、统一监督检查办案情况的“四统一”原则。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已基本成形。
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必将大大加快有中国特色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进程。但从目前来看，由于《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比较原则，还不足以有效解决法律援助实践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我国法律援助虽然起步比较晚，但从产生之日起就供不应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我国现有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2000万人，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约为3000万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32亿人，残疾人6000万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困难人员众多。《海峡导报》2003年8月1日报道：我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实际办理的仅17万件，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可以说，在法律援助当中，供需矛盾是最突出的矛盾。
供需矛盾既使是在经济较发达、法律援助发展得较好的广东省也未能例外。1991年至2001年广东省共办理了36220件法律援助案件，其中刑事案件21683件，民事案件14537件，但是仅在2001年当年，全省大约还有2946起需要援助的案件因缺乏经费而无法办理。
（二）法律援助受援层面很窄，大量困难群众得不到援助。
我国一方面是对大量需要援助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各地经济困难的标准都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执行，公民符合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的比率很低。例如，在咸阳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2003年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标准为每户人均收入低于每月130元。又如，在南京，人均月救助标准从原来的200元提高到220元（鼓楼区自行提高到250元），其他区县“低保”人员每人每月也将增加5-10元。经过这次提高后，预计全市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将由现在占城镇总人口的0.8%，增加为占城镇总人口的1%以上。（2） 事实上，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困难群众平时参与的社会关系不多，他们大多无业，有病时没钱去医院，平时甚至连门都很少出，所以他们遭遇属于法律援助受案范围的劳动争议、医疗事故、交通事故等法律纠纷的概率较低。大量外来打工者、下岗失业人员合法权益被侵犯，但他们的收入水平略超最低生活保障线，因而得不到法律援助。例如，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为平均300元，法律援助受援经济标准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月收入380元以下。而广州市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为442元，因经济条件不符合受援标准，一部分靠领取失业保险金或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贫困人士，难以享受法律援助。2002年7月29日，广州市法律援助中心重新制定广州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新标准为家庭人均月收入500元以下。经济困难标准调整后，下岗工人才纳入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
（三）法律援助事业发展不平衡
1、地区发展不平衡。例如，从办案数量看，2001年，仅黑龙江省、河南省、山东省、安徽省、四川省、广东省等六省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就占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总数的48.2%。
又如，从财政投入上看， 2002年广东省财政已安排法律援助专项资金1500万元。全国各地每年用于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总额才5000余万元，广东省一个省的经费就占了全国总经费的近30%。目前全国仅有12个省有专项拨款，上海每年有57.5万元，重庆一年仅5万元，两者同为直辖市，法律援助经费却相差十倍以上。
2、业务发展不平衡。法律援助常被误认为就是帮穷人打官司，这种错误认识导至不少地方对非诉讼法律援助事项不重视，甚至基本上不开展非诉讼业务。例如，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办理近五百件法律援助案件，但在公证法律援助方面，至今仍处于空白状态，而南京市仅2001年就办理公证法律援助案件1800件。
（四）法律援助还处于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服务为主的阶段
关于律师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报酬办法，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一般要求每个律师每年义务办理1—3个法律援助案件，在这个限度内，律师通常是没有拿报酬的。
受各地法律援助机构业务经费的制约，律师办案所需的必要费用，各地解决方式不一样。在没有业务经费的地方，律师办案经费是个人承担的。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平均每件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费仅有60元。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律师还可以获得少量的服务补贴。但即便如此，法律援助律师的报酬也远远低于社会律师承办的有偿服务的报酬标准。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由律师协会、律师免费义务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阶段。
三、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境）外法律援助经过数百年的历史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无疑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我国对西方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借鉴原则应该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有选择地吸收利用。大体说来，国（境）外法律援助制度可供我们借鉴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不断完善法律援助立法，确保能够满足所有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的法律援助需求。
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各个国家均有法律援助立法，并且都是通过立法来确立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制度，而每一次发生的重大改革，又是以法律的修改或新法的颁布来完成。
目前，香港已通过了7个专门法律援助法律、法规和规则，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和科学的法律援助法律体系，走在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法律援助立法的前列。
英国1949年就颁布了法律援助法，即《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其后，该法律经过多次修改。《获得司法公正法》于1999年获得通过，并已于2000年4月1日起取代原有的《法律援助法》开始正式实施。
美国国会于1975年通过了法律服务公司法案，规定凡是收入在贫困线的125%以下个人或家庭，均可申请法律服务公司所资助的地方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经费保障制度方面，政府财政拨款和当事人费用分担并行。
在英国，为了保障贫弱群体获得平等的司法人权，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国家对于法律援助经费一直采取上不封顶的开放式预算。此外，英国采用固定数额的费用负担。
在香港，人口为600多万，但1999-2000年度，香港法律援助总经费超过8亿港元。2000-2001年度，法律援助经费达7.06亿港元。
美国每年为法律援助拨款4亿美元。此外，美国许多州和县收取从5美元到75美元不等的法律援助申请费用。
南非与我国同为发展中国家，其整体法治化发展水平比我国低，法律“盲点”也较多，其总人口为4200万，但议会2001年确定的中央法律援助预算达3.12亿兰特（1美元约合7.5兰特），人均折合约1美元。
（三）政府法律援助机构和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并存，由政府出资进行有效管理。
英国1999年《获得司法公正法》的规定，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法律援助统一由法律援助委员会组织实施。采取以社会从业律师提供为主的模式，另设有5个公设辩护人机构专门提供刑事辩护。
南非根据1969年《法律援助条例》建立了独立的法律援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一些非政府组织和院校签订协议，通过为他们提供资金，由他们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