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民政府


张家口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城市房屋拆迁的管理，维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建设基础上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河北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和其他有关当事人进行补偿、安置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和市容环境、生态环境改善，保护文物古迹。
第四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条例》、《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和其他有关当事人给予补偿、安置；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人。
第五条 张家口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负责对全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具体实施对桥东区、桥西区的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各县及宣化区、下花园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负责对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有关业务接受张家口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的指导。
第六条 市和县、区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与城市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
各级计划、规划、建设、房管、公用、公安、工商、教育、金融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处职责，配合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做好房屋拆迁管理工作。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七条 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核发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第八条 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下列资料：
㈠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㈢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㈣拆迁计划、补偿安置方案及拟拆迁房屋情况调查表；
㈤输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不少于拆迁补偿安置资金总额80%的存款证明；
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规定的其它资料。
第九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拆迁申请及有关文件和资料之日起15日内，对申请事项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
第十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应当将房屋拆迁许可证中载明的拆迁人、拆迁范围、拆迁期限等事项，以房屋拆迁公告或其它形式予以公布。
第十一条 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委托拆迁。
拆迁工作人员须经专业培训，领取上岗证后方可进行拆迁。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委托拆迁。
第十二条 拆迁人委托拆迁的，应当向被委托的拆迁单位出具委托书，并订立拆迁委托合同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被委托的拆迁单位不得转让拆迁业务。
第十三条 房屋拆迁公告一经发布，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㈠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房屋；
㈡买卖、分割、赠与、抵押、租赁、借用房屋；
㈢改变房屋及土地用途；
㈣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前款所列事项，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四条 拆迁人应当在批准的拆迁期限内委托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证书》的评估部门，对需要拆迁的房屋进行市场价格评估。
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应当协助评估部门对被拆迁房屋进行评估。拆迁人收到房地产价格评估部门的评估报告后，应当及时将评估结果通知被拆迁人。
第十五条 被子拆除房屋的权属、面积、结构、使用性质等均以《房屋所有权证》确定。《房屋所有权证》未载明使用性质的，依照城市规划管理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用途确定。
第十六条 拆迁人应当按照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实施拆迁。
需要延长拆迁期限的，拆迁人应当在拆迁期限届满15日前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出延期拆迁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延期拆迁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给予答复。
第十七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订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15日内送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
第十八条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必须使用统一印制的文本，其内容包括：
㈠被拆迁房屋的基本情况；
㈡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
㈢调换或者安置用房的位置、面积和价格；
㈣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及过渡期限；
㈤各种补助费用的金额；
㈥违约责任、履行协议出现争议的解决办法；
㈦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它条款。
第十九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条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以依法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
第二十一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依照本办法规定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拆迁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二十二条 被子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用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被子拆迁房屋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作出裁决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实施强制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除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二十三条 实施行政强制拆迁时，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和被拆除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协助执行。被拆迁人应当到拆迁现场，拒绝到拆迁现场的，强制拆迁照常进行。
被执行人的财物应当运到时指定地点交给被执行人接收。执行机关应当将强制执行过程和搬迁的财物记入执行笔录，由执行人员、被执行人员及其他在志人员签字或者盖章，被拆迁人拒绝到指定地点接受财务和拒绝在执行笔录上签字的，执行人应当在笔录中注明情况。因被执行人拒绝接收造成财物损失的，由被执行人自行承担责任。
第二十四条 拆迁中涉及军事设施、教堂、寺庙、文物古迹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建设项目转让的，应当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同意，原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中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受让人。
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予以公告。
第二十六条 拆迁人实施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资金应当全部用于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不得挪作他用。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拆迁补偿安置资金使用的监督。
第二十七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和拆迁人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房屋拆迁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二十八条 拆迁人应当按照国家及省有关部门的规定标准，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交纳房屋拆迁管理费。各县、区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向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交纳规定数额的管理费。
房屋拆迁管理费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用于城市房屋的拆迁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九条 拆迁人应当依照《条例》、《办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和其他有关当事人给予补偿、安置。
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拆除经规划部门批准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其重置价格和使用剩余期限给予补偿。
第三十条 拆迁补偿的方式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除本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外，拆迁补偿方式由被拆迁人自行选择。
第三十一条 实行货币补偿。拆迁人按照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向被拆迁人支付货币给予补偿。
第三十二条 实行房屋产权调换。拆迁人用自己建造或者购买的房屋与被拆迁人的被拆迁房屋调换产权，并按照所调换房屋的市场价与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结清产权调换的差价。
拆迁非公益事业房屋的附属物不作产权调换，按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三条 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也可以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在评估价格的基础上协商确定。被拆迁人在收到被拆除房屋的评估报告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经协商10日内达不成拆迁协议的，货币补偿金额应当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
第三十四条 拆迁人、被拆迁人对房地产价格评估部门的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原评估机构提出复评申请，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房地产价格评估资格证书》的评估部门进行再次评估，被拆迁房屋的市场价格按下列情况确定：
㈠两次评估价格的差额不足或者等于第一次评估价格的5%的，仍按照第一次评估的价格确定。
㈡两次评估价格的差额超过第一次评估价格的5%不足10%的，按照两次评估价格的平均值确定。
㈢两次评估价格的差额超过第一次评估价格的10%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后确定。
第三十五条 拆迁公益事业用房的，拆迁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按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给予货币补偿。
第三十六条 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
第三十七条 拆迁公有住宅房屋，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同意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按照被拆迁房屋的重置价给予货币补偿；对房屋承租人按照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给予规定数额的货币安置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
第三十八条 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的安置地点，应当按照城市规划部门对拆迁区域的建设规划要求及有利于城市旧区改建的原则确定。
第三十九条 拆迁公有住宅房屋，对房屋承租人用公产房屋安置的，拆迁人应当按照应安置面积的标准对承租人进行安置。由于房屋不可分割的原因，安置房屋使用面积超出应安置面积的部分面积折算成建筑面积，由被安置人按照安置房屋的市场价向拆迁人交纳费用，这部分面积的产权归被安置人所有。应安置面积按照下列情况确定：
㈠拆迁平房或非单元式楼房安置单元式楼房的，在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的基础上再增加5至8平方米即为应安置面积。
㈡拆迁平房或非单元楼房继续安置平房或非单元式楼房的，拆迁单元式楼房安置单元式楼房的，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即为应安置面积。
第四十条 安置房屋配备双气等设施的，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应当向拆迁人交纳双气等设施的初装费用。暖气设施初装费按照成本价计算，燃气等设施初装费按照行业管理部门规定的标准计算。
第四十一条 拆迁用于居住的自建自用无产权证房屋，该房屋结构较好，使用面积大于10平方米，在本办法实施前使用人已在该房屋居住5年以上的，拆迁人可按下列方式之一安置使用人。
㈠货币安置：按自建自用无产权证房屋的重置价结合成新给予使用人安置补偿。
㈡公有房屋安置：用不少于被拆迁自建自用房屋使用面积的公有房屋安置，使用人按照安置房屋的重置价结合成新向拆迁人交纳有偿安置费，安置房屋按公有房屋计租管理。
第四十二条 拆迁依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有关规定允许出售的公有住宅房屋，承租人可以按规定购买房屋产权后，再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四十三条 拆迁按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标准价购买的住宅房屋，拆迁人应当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产权比例对售房单位和购房人分别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也可以按届时的房改政策，由部分产权过渡到全部产权后，再选择拆迁补偿方式。
第四十四条 被拆迁房屋装有电话及有线电视设施的，由拆迁人按照行业部门规定的移机费用标准给予补助。
第四十五条 拆迁产权不明确的房屋，拆迁人应当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实施拆迁。拆迁前，拆迁人应当就被拆迁房屋的有关事项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
第四十六条 拆迁设有抵押权的房屋，依照国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执行。
第四十七条 安置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的房屋不能一次解决的，可以采取临时过渡，过渡期限一般为12个月，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过渡期限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腾清房屋之日起计算。
第四十八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选择房屋安置，并自行过渡的，在批准的过渡期限内，由拆迁人按照拆迁房屋使用面积每平方米每月3—4元的标准，向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的，不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拆迁人向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3个月的临时安置补助费。
临时安置补助费，在拆迁时先预发12个月的，待安置房屋时按实际过渡时间结清。
第四十九条 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按照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每平方米10—16元的标准支付搬家补助费。
对被拆迁房屋实行强制拆迁的，不付给搬迁补助费。
第五十条 由于拆迁人的责任使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应当自逾期之日起，分期增加临时安置补助费：
㈠逾期6个月以内的，每月增加50%。
㈡逾期6个月以上不满12个月的，每月增加100%。
㈢逾期12个月以上的，每月增加150%。
第五十一条 拆迁经规划部门批准、产权产籍管理部门确认用于生产经营的非住宅房屋，由拆迁人按被拆迁房屋使用面积每平方米100—200元的标准付给被拆迁人停产、停业补助费。
拆迁出租的生产经营用房，由拆迁人按上述标准对被拆迁人和承租人分别给予50%的补助费。
第五十二条 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提前完成搬迁的，拆迁人可根据提前日期和搬迁顺序给予一定数额的经济奖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擅自实施房屋拆迁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并处已经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四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拆迁，给予警告，吊销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1%以上3%以下的罚款。
㈠以欺骗手段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
㈡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确定的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
㈢委托不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的。
㈣擅自延长拆迁期限的。
第五十五条 接受委托的拆迁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转让拆迁业务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合同约定的拆迁服务费25%以上50%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拒绝、阻碍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其他批准文件的，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以及文件后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或者对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外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从2004年3月10日起施行。《张家口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张政[2000]5号）同时废止。

　　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